6 西伯利亚人（2/2）
经过十八个月的分离，我的内心充盈着情感，我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拥抱她，哭泣！可怜又不幸的阿尔宾娜变了好多！她变得如此苍白、瘦弱和疲惫，如果我在街上遇到她，我可能会认不出她。“上帝！”我看着她想着，“我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被仇恨和报复全人类的愿望裹挟着！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你听，为什么？”……我开始再次亲吻她，即使她现在如此憔悴，但她对于我来说一如既往地可亲，当失去的爱人重回到我身边时，她甚至更加可亲。38
他们夫妇二人一道前往涅尔琴斯克，在乌里克村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家中停留了一个星期，沃尔孔斯基夫妇把他们当作共和主义者和爱国者同道之人而热情欢迎。他们走过了贝加尔湖结冰的湖面，于1842年10月抵达涅尔琴斯克。受过教育的西伯利亚流放者和官员把米加尔斯基看作不幸的人，因此他没有被要求以士兵的身份工作，而是用亲戚寄给他的钱买了一个小房子和一些牲畜。阿尔宾娜又怀孕了，但她的体力日渐衰退。她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患上了结核病，现在把病传给了她的新生儿康拉德。肺结核在摧残着阿尔宾娜的身体，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她恳求米加尔斯基：“我亲爱的、敬爱的丈夫，你还年轻，所以不要束缚住自己，如果你遇到一个配得上你的人，就结婚吧！虽然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我让自己死后的嫉妒禁锢你的欲望和你的意志，那么我完全应当被谴责！”阿尔宾娜·米加尔斯卡死于1843年6月3日，年仅25岁。她的儿子比她多活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米加尔斯基亲手掩埋了他们二人。39
后人让米加尔斯基一家摆脱了在西伯利亚湮没无闻的状态，而尼古拉一世曾努力要将这群波兰暴动者投入这样湮没的状态。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令人窒息的审查环境中，只有伟大的词典编纂者弗拉基米尔·达尔在1846年记载了他们的故事，但措辞含糊。然而，尼古拉一世去世四年后，米加尔斯基——已是一名仅剩几年寿命的老人——终于开始在他在伊尔库茨克的朴素小屋里写作回忆录。他以以下几句话开头：“我亲爱的妻子在涅尔琴斯克死在我的怀中时，我决心要向世人讲述她的故事。我现在这样做，是热切地希望她的爱和忠诚……会成为波兰女性的榜样。”1863年，关于米加尔斯基的爱情、爱国主义和反抗的悲剧故事在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波兰城市利沃夫（俄国审查员管不到这里）出版，随后立即抓住了波兰同时代人的注意力。在俄国，在大改革时期较为宽松的审查环境中，西伯利亚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得以在1870年简要描述文岑蒂、阿尔宾娜和他们的孩子的命运。他总是想着阿尔宾娜的墓碑，“波兰奴役史上真正的女英雄之一的安息之地”40 。西伯利亚的一个新形象是波兰的独立国地位的墓地，而阿尔宾娜在贝加尔湖以东遭遇的厄运巩固了这个新形象。
半个世纪后的1906年，列夫·托尔斯泰出版了一部关于米加尔斯基一家的生活的文学作品，米加尔斯基的故事才成为俄国文学中一段不朽的墓志铭。到那时，1905年革命已经令人们不再受审查制度的约束，托尔斯泰对专制政权的残忍性的强烈谴责，甚至以米加尔斯基在鄂木斯克见到性命堪忧的妻子时悲痛的呼喊作为标题，即《为什么》。托尔斯泰让俄罗斯帝国和欧洲各地都听到了文岑蒂、阿尔宾娜和他们的孩子的故事。当专制政权与在波兰和西部边疆地区的新一轮暴动展开斗争时，被埋在涅尔琴斯克多石土地上的一个波兰贵族女士和她死去的孩子的尸体会一直纠缠着这个政权。41
在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二十五年后，文岑蒂·米加尔斯基终于在1859年9月到达了他挚爱的波兰。四年后他在威尔诺去世时，波兰王国再次陷入战火当中。波兰人接过了米加尔斯基及其同胞在1830年举起的起义火炬，再次努力争取脱离圣彼得堡，但这次尝试也是无望而不幸的。42
并不是所有米加尔斯基在西伯利亚的同志都遭受了这种厄运。一些富有和受过教育的波兰流放者能够利用家人给他们的物质和外交支援来改善自己在流放地的境况。对于许多波兰贵族来说，和之前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在矿山的工作具有一种敷衍的性质，劳动职责可以通过贿赂来规避。波兰的回忆录作者们记载了在涅尔琴斯克的气派住宅和一座拥有大约3000册波兰语书籍的图书馆。和十二月党人一样，这些波兰人也建立了一个公社，这个公社负责订阅报纸、收发信件（这些波兰人受到了与十二月党人相同的约束）以及向流放群体中较贫穷的成员分发物品。43
但是，十二月党人和波兰流放者之间有着一些重要区别。如果说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体验着某种从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压迫性的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的感觉，那么这些波兰人只是经历了一种猛烈的文化混乱。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定居点的波兰人一边享受着相对的自由，一边也面对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在官方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在几乎任何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但是这种分散性增加了他们迷失在陌生的西伯利亚农民文化当中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年轻单身汉来说。马克西莫夫注意到了这些波兰人与他们自己的“俄化”的斗争。在阿卡杜伊，维索茨基努力劝说他的同志不要“让波兰人和俄国人的血统混合”。为了和当地妇女结婚，这些波兰人不得不从天主教（他们的民族认同的宗教支柱）转向东正教（他们的征服者的宗教）。因此，与西伯利亚妇女结婚被视为一种“对祖国的背叛”。马克西莫夫指出，波兰流放者深切关注着“民族情感和爱国信念的保持，关注着这种保持的所有极端和奇怪表现，甚至包括最微末的细节”44 。
这种对文化同化的抵制收效甚微。当起义者尤斯蒂年·卢钦斯基在1840年到达涅尔琴斯克时，他遇到了许多在十一月起义后被流放的同胞。他们年轻，受过教育，大多没有什么直接的农业劳动经验，却奋力在西伯利亚严峻的气候中从事农耕：“这些可怜的人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家庭传统和过去，和自己的家乡断绝了来往，他们现在面临着悲惨的命运，迷失了方向。一些人娶了当地女孩，成了永远的西伯利亚人；其他人则不得不为农民工作。只有少数人能够在逆境中勇敢地坚守，保持着他们最初的、未腐化的特质。”45
在西伯利亚各地，这些波兰人不断向当局请愿，表示他们是无辜的，并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自己位于伊尔库茨克城外的乌里克小村庄的有利位置，卢宁发现许多人的罪状从未得到证实：“不要只想着他们都是犯有革命罪行的人，甚至是煽动者……在我们的流放者当中，有许多人是被诱导着去参加暴动，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中，然后被抛弃了。”其他那些人只不过是鲁莽的年轻人。一位波兰贵族被认定“醉酒时向沙皇的画像吐口水，窃取了一名哥萨克人的手枪，唱反动歌曲，辱骂沙皇，张贴带有反叛性质的口号和诗歌”。他被判处在东西伯利亚服15年苦役。正如当局自己简要承认的，对一些人被指称的罪行的进一步调查显示出，“他们的过失并没有人们开始时认为的那么严重”。很多波兰人成功地让当局重新调查了自己的案件，随后他们之前的判决被推翻了。46
尼古拉一世多次下令宽恕政治流放者，或者将其刑罚从服苦役减为“流放到定居点”，或者允许他们回家。这种君主的施恩是一种沙皇传统，也是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力展现场景”之一。正如尼古拉一世饶过了十二月党人的性命一样，为了纪念王朝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他也会宽赦那些表现良好、有所悔改的政治犯。这种宽恕是专制父权制度的一种表现；它让沙皇既可以表现权力和仁慈，也可以在没有质疑国家的整个结构的前提下矫正政府政策。1841年，为了庆祝儿子亚历山大举行婚礼，尼古拉一世为在东西伯利亚的数十名流放者减刑，其中许多人是政治人物。然而，由于西伯利亚当局未能找到多名沙皇的仁慈的受益者，沙皇的专制式无限权力和仁慈无法妥善表现。47 1851年2月，在尼古拉一世即位二十五周年之际，他宽仁地下令让更多的人从服苦役转为释放到定居点。在尼古拉一世后来的统治时期，他又实施了几次释放。48 然而，这种表现沙皇的宽宏大量的做法揭示出了一种专注于官僚式形式主义的体系。1855年，沙皇下令，所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定居点十年以上且有家庭的波兰人可以返回家乡。被流放到托木斯克省的波兰起义者米奇斯瓦夫·维祖科夫斯基起初不被允许返回华沙，因为陪他一起流放的妻子和孩子都已经去世，维祖科夫斯基现在是个鳏夫。在西西伯利亚总督古斯塔夫·加斯福尔德的亲自干预下，维祖科夫斯基才终于在一年后获准前往波兰。尽管被流放了数十年，并且受到文化同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当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在即位之际宣布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时，只有27名波兰人选择留在西伯利亚。大多数想要离开的人，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困窘，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爱国热情尚未泯灭。49
然而，这位新统治者的大赦并没有惠及所有人。1833年，15岁的波兰贵族希拉里乌斯·韦伯被认定曾参加过一个叛乱团体，这个团体杀死了四名俄国士兵，包括一名军官。他的地位和头衔被剥夺，被判处终身服苦役。韦伯在涅尔琴斯克矿山待了25年，但他被排除在1856年的大赦之外，而这次大赦让十二月党人纷纷返乡。因为在1841年，韦伯试图伪造一份官方文件，这是一种威胁到国家对流放者的控制的严重罪行，于是他被鞭打了16下。他的档案上的这个污点意味着他在西伯利亚“道德改进不足，悔改的程度令人怀疑”。因此，他不符合大赦的条件。50
1858年韦伯从苦役中解放出来，被释放到定居点，第二年他请求沙皇赦免自己。第三厅的负责人、副官长瓦西里·多尔戈鲁科夫富有同情心。他指出，自1841年以来，韦伯“表现得无可指摘”。他在那一年犯下的罪行只是“对自己的穷困和境况做出的冲动反应”。韦伯最初在波兰王国犯罪时年仅15岁，“年少无知”。近二十年来，他过着朴实、勤勉的生活，对这个地区的经济做出了贡献。他已经过了多年一无所有的日子，承受着坚忍、服从和悔恨，所以他已经补偿了自己的罪行，他和他的家人应该摆脱这种厄运了。但是只有波兰王国的总督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有权把韦伯的请求呈递给沙皇，但戈尔恰科夫并没有被说服。韦伯的“罪过太大了”，他在西伯利亚的表现“不足以让他得到1856年的政府声明授予的赦免”51 。
一年后，韦伯再次请求赦免自己，这一次，只有有权势、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后来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一个人支持他。52 尽管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曾参与镇压在1830—1831年起义的波兰人，但是他明显很喜欢韦伯。他指出，已经有许多罪犯得益于前几年的大赦，他们“与韦伯一样有罪，有些人像他一样在流放期间被控犯有更严重的罪行并被法院判刑”。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被判流放定居点，并没有像韦伯那样忍受多年“疲惫且无尽的”苦役。这位总督认为，韦伯“已经为自己的罪行赎罪，应该得到君主的怜悯”。韦伯和他的家人的处境“极为艰难，但是他广博和专业的知识以及他诚实、精力充沛、有创造力的工作对国家的企业……和当地人民非常有帮助”。自从两年前韦伯从刑罚定居点获释以来，他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阿穆尔河的航运。他甚至同美国人进行了商谈，探讨在阿穆尔河上运营私人汽船运输的可能性。即使如此，如果他要让这个项目取得成功，那么他需要重新获得原来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利，因为他不能作为一个流放定居者从事契约性生意。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认为，韦伯应该得到机会去“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诚实劳动为他自己和公众谋福利”。戈尔恰科夫“因为尊重”像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便很快改变了决定，向首都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圣彼得堡当局恢复了韦伯原来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利，并允许他在西伯利亚的任何地方居住，以便“他为该地区谋取利益”。当政府不得不在惩罚和殖民利益之间选择时，政府选择了后者。然而，政府不允许韦伯返回波兰。53
对于那些确实得以返回波兰王国的人来说，回国是苦乐交加的事。在整个19世纪，返乡的流放者与他们此前被迫离开的社会之间出现了痛苦的脱节。走完了这段期盼已久、距离数千千米的旅程后，他们通常会发现，在一片已经继续向前、把他们遗留在后的土地上，他们陷入了困境、身无分文。1857年，十一月起义的领导人彼得·维索茨基获准返回波兰。此后二十年，他在华沙附近的一个小农场勉强度日，最后在贫困中死去。54 西伯利亚的生活远离俄国欧洲部分和波兰王国的快速变迁。这些前流放者在回家时不仅身体变老，思想也变老了，他们会像逝去时代的代表一样在他们先前生活的城镇与乡村中缓步走动。当尤斯蒂年·卢钦斯基在1848年获得沙皇许可回到俄国欧洲部分时，他发现：
十五年的流放生涯从来没有真正结束。流放的踪迹总会保留下来。即使是那些判处我流放的人也不能将其抹去……我的家乡的生活在继续自然地进行下去。在十多年的放逐之后，流放又回来了。他在每个地方都能遇到熟悉的面孔，他在每个地方都受到热烈欢迎。但仅此而已：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事情中，回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流放者仍然是流放者，因为曾经把他绑在自己国家的实际事务和商业事务上的金线已经断了……一种不确定的悲伤四处追逐着他。他的灵魂永远伤痕累累。55
数千名波兰回归者在自己曾为之牺牲的土地上经历着同样静悄悄的疏离悲剧。如果作为个人来说，许多人被遗忘了，但作为一个群体来说，1830年的起义者支配着欧洲的思想觉悟，刺激着波兰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想，破坏着俄国专制政权的名声。
生活在欧洲西部的波兰流放者把他们的剑换成了笔，将鼓舞人心的波兰形象塑造成一个殉难的国家。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巴黎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堂内猛烈抨击了俄国专制主义。他的戏剧《先人祭》（1823—1832年）和史诗《波兰民族和波兰朝圣之书》（1832年）很快被翻译成了英语和法语，并把波兰塑造成了“诸民族的基督”的形象：在18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波兰被瓜分期间，被邻国钉在十字架上；在1830年，因为对自由的崇高期望而被碾轧。在他灼痛的民族苦难图景中，在西伯利亚的波兰流放者遭受的折磨位于中心舞台。自由已经被逐出波兰，但它会回来的：
最终，波兰说道：“任何来我这里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因为我就是自由 。”
但是国王们听说后心中惧怕，说道：“我们把自由从世上逐走了；但是，它通过一个正直的民族而回来了，这个民族不顺从我们的偶像！来吧，让我们消灭这个民族……”
于是，他们迫害波兰民族，把它埋葬在坟墓里，国王们大喊：“我们已经杀死、掩埋了自由 。”
但是……波兰民族并没有灭亡：它的身体躺在坟墓里，但它的灵魂已经从大地上下沉，也就是从公共生活中下沉，来到深渊，也就是来到在国内外遭受奴役的人民的个人生活中……
但是在第三天，这个灵魂将回到身体里，波兰民族将再次出现，并使所有的欧洲民族摆脱奴役。56
密茨凯维奇在巴黎的同胞弗里德里克·肖邦将这位诗人的一些诗句谱写成了令人无法忘怀的叙事曲，这样一来，人们在欧洲各地可以通过钢琴听到对俄国暴政的控诉。57
在这个关于民族殉难的新兴浪漫主义故事中，数千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波兰人成了一个苦行、友爱、虔敬的社区。由于受到密茨凯维奇诗歌的启发，波兰爱国者相信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同胞正在承担着整个民族的罪，因而正在获取整个民族的救赎。西伯利亚的荒野——对于19世纪30年代的波兰人来说，那里遥远得几乎难以想象——具有各各他的神圣：一个处决和属灵上重生的地方。58
尼古拉一世无情镇压十一月起义和波兰流放者随后在西伯利亚的命运的影响在国外被放大了，因为这种影响和在欧洲其他地方复兴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相一致。随着法国大革命引起的恐惧消退，自由主义者再次开始攻击旧制度——在拿破仑失败之后，维也纳会议在1851年恢复了这一制度。因为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十二月党人在从赤塔跋涉至彼得罗夫斯克扎沃德的途中曾用香槟和干杯庆祝这一事件）、比利时1830年革命和《1832年改革法案》成就的英国选举权扩大，这些复兴的进步活动达到了顶峰。人民主权论和由宪法支撑的代议制政府——无论是通过像法国那样由国民投票产生的波拿巴还是通过英国和比利时那样的议会——今后将主导西欧。59
在1830年以后的这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复兴中，一个为了自由事业牺牲了自己最好的孩子的骑士民族的形象开始对当时的浪漫主义感情发挥几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1831年，法国诗人卡齐米尔·弗朗索瓦·德拉维涅创作了标志性的诗歌《华沙舞曲》，卡罗尔·库尔宾斯基为其作曲，这首诗歌包括以下几句：
要么我们赢，要么我们准备好
用我们的尸体筑成一道屏障，
以减缓
那个想要用铁链束缚这个世界的巨人。
如果波兰在18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瓜分经历已经在英国和法国引起了同情，那么波兰爱国者戴着镣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荒野的景象则在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当中都激起了愤怒。在巴黎，法国共和主义者儒勒·米什莱写下了《北方民主传说》，描述了爱好自由的波兰与俄国专制主义的斗争（1863年，在波兰起义再次爆发期间，米什莱以《殉难的波兰》为名重新出版了这部作品）。在匈牙利，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诗人米哈伊·弗洛斯马提和山陀尔·裴多菲曾为波兰的殉难写作颂诗。年轻的律师和反抗维也纳的匈牙利革命未来的领导人拉约什·科苏特宣称：“波兰人的事业就是欧洲的事业，我可以大胆地肯定，谁不尊重波兰人……谁就不爱自己的祖国。”60
如果说波兰是诸民族之中一个正直的牺牲者，那么俄罗斯帝国则是一个不光彩的刽子手。欧洲人曾将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的俄国看作开明专制主义的前导、将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看作把各民族从拿破仑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崇高解放者，但是俄国的新形象却惊人地逆转了欧洲人之前对俄国专制政权的宽容印象。尼古拉一世流放十二月党人的举动表明，他在国内是一个报复心重的拥护君主政体者；他流放波兰起义者的举动让他的这个形象扩散至欧洲各地。这个专制政权现在看来不是一个保守主义平静壁垒，而是一个暴力反动的坚固堡垒。61
没有人比屈斯蒂纳侯爵更具影响力或者说更尖刻地提出这个观点。屈斯蒂纳是一个法国人，他于1839年到访过俄国，后写过一部旅行见闻录，该书成了一本国际畅销书。屈斯蒂纳对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的骇人控诉似乎是令人信服的，因为他本人是一名欧洲自由主义风潮的反对者。屈斯蒂纳来到俄国，以观察和赞美一个没有被侵袭欧洲旧制度的革命病菌毒害的国家的优点。然而，屈斯蒂纳怀旧的保守主义没有让他在俄国与波兰的战斗中站在俄国一边。屈斯蒂纳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情着战败的同一教派之人。19世纪30年代在巴黎，他有很多朋友是波兰流放者，甚至在他前往圣彼得堡前，他就曾受密茨凯维奇的反俄诗句的影响。62
屈斯蒂纳把俄国专制制度描绘成一种企图粉碎一个绝对属于欧洲的民族的东方专制主义。他写道，俄国把波兰的爱国子民驱逐到了亚洲大陆上被冰雪包裹的黑暗深处：
世界是否知道，此时此刻，亚洲的道路上再一次出现了被迫离开家、徒步走向坟墓的流放者，就像牛群离开牧场前往屠宰场？这种复苏归因于一场伪称的波兰阴谋，一群年轻的疯子 的阴谋，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会是英雄；他们的努力是孤注一掷的，他们在我看来只是更加甘于奉献。我的心为流放者、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国家流血。当世上这片角落——骑士精神曾在这里盛行——的压迫者让鞑靼地方全都住着古代欧洲的子孙中最高贵、最勇敢的人，结果会是什么样？63
屈斯蒂纳的游记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1843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后，这本书在三年内四次印刷，在布鲁塞尔甚至印刷次数更多。英语、丹麦语和德语译本随后出现，缩略版的小册子出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不用说，这本书在俄国被官方禁止）。这本书总共肯定卖了数十万册。虽然书中有不准确和言过其实之处，但是它成了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由一名外国人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对俄罗斯帝国的描述。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这本书在损毁俄国专制政权的声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64
当屈斯蒂纳见到尼古拉一世时，他幻想着自己可以在宫廷的壮丽场景中看出一种黑暗的现实：
当我仔细思考这个与世人皆不同的大人物时，我幻想着他的头上有两副面孔，就像杰那斯一样，暴力、流放、压迫或者它们的同义词西伯利亚 镌刻在了他没有向我们展示的那副面孔上。这个想法不断在我脑中萦绕，甚至是在我和他说话的时候。65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正是俄国专制政权越来越常用来面对欧洲的面孔。1848年，尼古拉一世派他的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1863年，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用令欧洲大陆震惊的残酷镇压了波兰王国的第二次起义，又把数千名波兰人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在俄国欧洲部分各个城市的繁华文化之外，西伯利亚已经成为专制权力的幽冥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