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刑罚堡（2/2）
可以肯定地说，在监狱里一个一文不名的囚犯，比多少有点钱的要痛苦十倍，尽管前者从公家那里也能得到一切应有的保障，按说他要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的管理人员就是这么说的……如果囚犯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钱，他们就会发疯，或者像苍蝇一样成批地死去（尽管他们在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或者最后会铤而走险，干出闻所未闻的暴行，有些人士由于苦闷，有些人士但愿尽快被处死、被毁灭……要是一个囚犯几乎用血汗赚了一点钱，或决心为了搞到这点钱而使用非凡的巧计，往往还伴之以盗窃和欺骗，同时却又轻率地、孩子般毫无意义地乱花钱……真的挥金如土的话，那么他是为了一种比钱更高一等的东西而挥金如土。对囚犯们来说，比钱更高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自由，哪怕是关于自由的某种幻想。34
“自由”可以从市场（anдah，来自土耳其语中的 ydan，意思是“公共广场”）上买到，罪犯公社在每个刑罚定居点都运作着这样一个市场。市场上供应一系列有许可的和违禁的商品和服务。用于修补衣服的线、用于制作新靴子的皮革和毛毡、供新手工匠使用的工具、供伪造者使用的墨水，这些都可以通过市场管理员订购、买到。市场还处于蓬勃发展的酒类秘密贸易的中心。伏特加既是商品也是货币，罪犯们会从住在刑罚定居点附近的流放者那里购买伏特加，然后将其带进监狱和营地。贩卖私酒是一门需要巧妙的隐藏方法的艺术形式。为市场管理员工作的走私者会从刑罚堡或监狱外的藏匿点拿到伏特加。他们会把酒装进洗干净的牛肺和牛肠子里，将它们缠在自己的身上，藏在自己破旧的衣服里，然后他们展现出了“机灵和小偷的狡黠”，在警卫和哨兵的眼皮底下把走私货物带进监狱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城堡的狱友托卡热夫斯基回忆：“在苦役犯的心中，成功地将伏特加从酒馆带到城堡的走私犯是真正的‘英雄’。”35
就像市场上供应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买到伏特加，但价钱高得离谱。罪犯会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喝光，然后卖掉自己的食物；最后，他们会向市场管理员借贷，因此，市场管理员对他的狱友们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权力。市场管理员和供应商是监狱里“仅有的资本家”。酒类的加价率高达150，过高的价格（因市场的垄断造成）耗尽了罪犯们微薄的钱财。36
伏特加和葡萄酒带来了一种自由的幻觉。罪犯会进行持续数天的饮酒狂欢，这让他们能获得片刻的失忆，于是他们会暂时忘却那种支配着日常生活的幽闭状态。当罪犯端起伏特加时，托卡热夫斯基见到了“放纵的狂欢和醉酒”。在监狱外面的工作任务给他们提供了喝酒的机会。有一次，当警卫带着苦役犯返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监狱时，一名醉酒的罪犯落在了后面，他在灌木丛中睡着了。他花了一天时间摆脱宿醉，然后才再次出现在监狱大门外。亚德林采夫记录，在某座刑罚堡，市场管理员是一个被流放的贵族，他把医院的一个病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酒馆，架子上放着葡萄酒、伏特加，皮革酒囊挂在酒吧窗口晾干。他置身“一堆瓶瓶罐罐之间，用老酒保般的手艺倒酒”。一个爱开玩笑的人用粉笔在墙上写上了“酒类企业和酒馆”37 。
监狱和刑罚堡里不得已的闲散与悲惨让罪犯们不仅喝酒，还赌博。赌博用具包括纸牌和骨牌（但凯南记录，在流放途中的罪犯可能被剥夺了使用这两种用具的机会，他们用活昆虫替代）。纸牌游戏在监狱和刑罚堡里风靡一时。市场不仅仅是个杂货店，还是个赌场，市场管理员是牌戏中的大师。他会铺开一张有油污的毯子，根据需要拿出骰子、骨牌和纸牌，并管理赌款。玩家要加入赌局必须先支付费用，第一局30戈比，第二局20戈比，第三局1戈比，之后就可以免费玩了。纸牌的来源有两种，一是先购买，然后偷偷带进监狱，二是由罪犯自己精心制作，在装饰纸牌时，他们会致敬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的力量。红心和方片图案的红色纸牌有时会用纸牌制作者自己的血染色，“这表明了这些人准备去赌博的决心”！市场管理员会得到赢取金额的5到10％。这些钱随后会流回（至少在理论上）公共资金中，所以罪犯公社在牌戏中有直接的经济利益。非官方的规则还规定，在比赛结束时，三分之一的赢取金额将返还给输钱的人。这类做法限制了赌场中的残酷经济要素，为的是防止囚犯们陷入完全贫困的境地。这也使得他们来日能继续参与赌博。然而，这种安抚情绪的努力无法解决罪犯们不顾一切地赌上所有东西的行为，无论是他们拥有的东西，还是他们有可能获取的东西。38
戈梁奇科夫回忆：“所有的牌局都是赌钱的。每个赌徒都在自己面前倒出一堆铜币——这是他衣袋里的全部所有，只有输光了钱或赢了难友们很多钱后，他才会从蹲着的地方站起来。”放哨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因为如果看守抓到有人赌博，他们会没收纸牌和赌款。一天晚上，一名工作认真的托博尔斯克监狱看守收到密报，有个监狱营房正在赌博。他想偷偷进入这个营房，然而他失败了，因为很多人躺在营房的地板上睡觉。由于这个守卫和哨兵是摸黑溜进营房，所以他们踩到了在睡觉的罪犯，这些罪犯的怒吼提醒了玩牌者有危险。纸牌消失了，闯入者不得不远离愤怒的罪犯。39
内政部官员瓦西里·弗拉索夫在1870年报告，罪犯的“赌博热情，让他们在失去了钱财后，最后又失去了他们的衣服和食物”。他无情地评述：“没有食物和衣服，输钱的人会一直躲在木板床下或炉子后面，直到得到新的衣服，在他的债务偿清前，他会一直仰仗同志们的救济品生活。”他推测，这种救济品是主动提供的，因为输钱之人的狱友“把他看成坏手气的受害者，这种厄运也可能会落在他们自己身上”40 。当参与赌博的罪犯被要求偿还债务时，他们有原则的不顾一切给在19世纪末穿越西伯利亚的英国人类学家查尔斯·亨利·霍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他们没有钱和秘密的食物储备，而且存在着拥有它们的独特地下方法，那么借给他们修靴子的皇冠牌工具会被用作赌注，接着是他们的衣服，最后甚至是他们下个月的口粮配给。如果赌徒输掉了所有这些东西，那么他会把最后一项看作荣誉债，并且会成功地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偿还它。事实上，这反映了一种荣誉感的标准，甚至连蒙特卡洛也不能超过这种标准。输钱的人将被关进牢房里，在他同意的情况下每隔两天让他挨次饿，第三天才进食，这样累积起他欠下的口粮配给。41
赌光或喝光了自己所有的钱的人被称为“无权的囚犯”（жnгah），他们是监狱里的不幸者，他们的贫困让他们尤为脆弱、易受压榨。他们被迫做最卑微、最令人作呕的工作，如倾倒装满粪便的木桶、打扫脏污的营房、给赢钱的赌徒当仆役。在玩纸牌游戏期间，赌钱的人会给无权的囚犯一点儿钱，让他们在外面放哨。在-30c的黑夜中，他们要在走廊上瑟瑟发抖地一气儿站上六七个小时，聆听外面发出的每一个有危险的声音。1897年，记者弗拉斯·多罗舍维奇在萨哈林岛上的一个监狱医院里遇到了这样一个囚犯，这个犯人“患有奔马痨”。“他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面包配给。几个月来，除了萨哈林的卑贱之人勉强才吃的稀糊，他一直没吃过其他东西。在医院里，他开始拿药品做赌注。在谈到赌博时，这个筋疲力尽、奄奄一息的人无精打采的眼睛才会闪烁出生命的光芒。”42
纸牌游戏的兴衰变迁与囚犯当中流行的宿命论相一致。在一个暴力和危险事件不可避免的世界里，这些纸牌为罪犯们提供了逃离总是纠缠着他们的赤贫的途径和可能性（至少是这种幻觉）。打牌就是挑战命运，甚至是迎难而上地去努力——就像罪犯会大喊的那样——“打败魔鬼”！对于雅库博维奇来说，赌博和酒精为他那极度粗糙的生活增添了一丝色彩：“没有纸牌和伏特加，甚至可能是没有桦树条，没有刺激性的东西，生活对这些人而言就不是生活。”4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述人戈梁奇科夫在罪犯非理性和自我毁灭的行为——通过饮酒、赌博或打架——中，看到了一种对人格的短暂坚持、一种对卑下的囚禁生活的轻微反抗：
一名囚犯几年来温顺安静……突然却仿佛有鬼附身似的胡闹起来，纵酒作乐，无事生非，有时甚至干脆以身试法：或公然冒犯长官，或杀人，或强奸，如此等等……但这个似乎最不可能出事的犯人的这种突然爆发，——其全部原因也许就是个人的一种苦闷的、狂躁的发泄，一种想表现自己以及自己的被凌辱的个性的欲望，这欲望是蓦然出现的，达到了愤怒、癫狂、茫然、爆发和痉挛的程度……要饮酒作乐，那就饮酒作乐，要冒险，那就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哪怕去杀人呢。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况且这个人喝醉了，要拦也拦不住！44
这种展现个体自主权的人类冲动——即使通过非理性的自我毁灭行为——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许多作品得到了回应，即从《地下室手记》（1864年）到《群魔》（1871年）。
监狱和刑罚堡无疑是残酷且混乱的，但它们并不是没有法纪的。囚犯们通过一个由传统和惯例组成的复杂系统来自我管理，这套系统由公社（o6щnha）监督。乔治·凯南把罪犯的公社描述成“罪犯世界的政治团体；罪犯公社在流放者生活中的作用，就相当于农民公社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45 。罪犯公社是罪犯协会的稳定和扩大版本，罪犯协会是前往西伯利亚的流放队伍中的罪犯自治组织，而罪犯公社在所有的刑罚定居点按相似的方针运转。罪犯公社的主要功能是使其成员免受当局伤害，并集中资源以获得各种利益。每个公社通常至多有大约一百名成员，他们来自某个营房或监狱侧翼；在较大的刑罚堡和定居点中，可能有几个公社。每个公社都会选举一个社长（ctapocta），负责管理公共储备金中的钱款、与监狱当局谈判。监狱看守会通过社长的任命，以后便直接与他打交道。看守在和罪犯打交道时要基于基本的合作精神，所以，只有在其他公社成员同意的情况下，看守才能让社长卸职。公社同样会在囚犯间分配任务；直接向公共储备金交钱，囚犯就可以免除这些劳动。公社有义务向较穷困的成员提供借贷，这些成员必须努力工作以偿还债务。到达刑罚堡或者监狱的某个囚犯如果不名一文，就会被分到最繁重和最不合意的任务。公社的规则是在监狱内锻造了数十年的习俗的集合。对于民族志学者谢尔盖·马克西莫夫来说，它们已经“在空气中混合，由同一个监狱传递给每一代新来的罪犯”46 。
在公社与当局的斗争中，公社并非没有力量。在伊尔库茨克盐场，公社合谋让一个特别不受欢迎、厉行纪律且（最重要的是）不贪污腐败的下级军官被解职。一个流浪者被收买了，于是他假装醉酒，在监狱里摇晃着走来走去。如预期的那样，这个流浪者被抓了起来，因为饮酒问题被抽打，这时监狱负责人想要知道谁向这个人供应了伏特加。这个狡猾的流浪者事先同意，自己每被桦树条打一下，就可以拿到两戈比，于是他指认那个下级军官是监狱里的重要酒类供应商。他的说法起先遭到了怀疑，随着桦树条一下接一下地打下去——总共超过两百下——这个流浪者一直坚持自己的说法。后来，监督人要求查看这名下级军官的包，然后便在包里看到了一瓶伏特加，其实那是另一个囚犯刚刚放进去的。最后，流浪者得到了四银卢布，而公社摆脱了那个工作过度热情的下级军官烦人的警惕性，因为那个下级军官被撤职了。47
在公社眼中，唯一的真正罪行是背叛。凯南说：“只要流放者的行为不危害他所属的罪犯协会的利益，他可以说谎，可以抢劫，如果他愿意，也可以杀人。但如果他不服从这个组织，或者向监狱当局泄露其秘密（哪怕是在鞭子的强迫下），他就可以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了。”告密者和间谍尤其令人憎恶，因为他们的背叛威胁着公社生活的组织机构。他们的小报告可能会暴露走私者将货物带进监狱的路线，可能会挫败计划好的逃跑行动。鄂木斯克堡有两个经验丰富的流浪者，他们一直计划着逃跑，然而就在他们预定的离开日期几天前，他们的脚镣被收紧了，警卫加强了。这两个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调查是谁向监狱当局通风报信的。他们开始怀疑同牢房的狱友。一连两个晚上，他们都会挪开遮住牢房一面墙壁的木板，往墙内挖一个浅墓穴。第三天晚上，他们在那个狱友睡觉时摁住了他，塞住他的嘴，把他推到墓穴里，然后活埋了他。第二天早晨，当牢房门在点名时间打开时，警卫无法找到那个犯人的踪影，便推测他一定是在夜里逃跑了。整个监狱都知道那个泄密者发生了什么，但没有人上报这一罪行。48
惩罚有时会集体执行，照农民公社最传统的做法进行。49 成群的囚犯会实行被他们称为“把某人蒙在黑暗中”的惩罚。他们会在作恶者的头上套一个头罩，然后野蛮地殴打他。报复可能在任何时刻实施。在鄂木斯克堡，一名在监狱工作的工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向当局报告，男罪犯挖了一条直通女罪犯住处的隧道，以便他们去探访自己的爱人。于是狱方发现了这个隧道，随后将其封闭。后来，愤怒的罪犯在屋顶上抓住了这个工匠，把他从四楼推了下去。这个工匠很幸运，从那个被亚德林采夫称为“临时性的塔尔珀伊亚岩石1 ”的地方摔下去后，他活了下来。严重违反公社守则的人会被带到多达一百名成员参加的“集会”面前。他们会被大声训斥、羞辱，如果他们被公社中更有资历、更权威的人士定罪，那么他们会遭受持久的暴力殴打。有时，一群罪犯会愤怒地摇晃、踩踏告密者，“直到他的内脏被震碎、骨头被打断”。如果这个人没有当场死亡，那么他会被扔在营房的长凳上，任他蒙受痛苦和凄惨的境况。公社审判的受害者不敢抱怨，甚至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亚德林采夫讽刺地指出：“监狱城堡的惩罚手段独出心裁。”50
那些向当局寻求庇护的人一定会遭到追踪、谋杀，哪怕他已经转到了另一个监狱。塔拉刑罚堡的一名告密者在专门警卫的监护下单独监禁了一年时间，直到他揭发的那些人离开那座刑罚堡他才出来。然而，当他终于露面时，他还是被一群他从未见过的新来的罪犯刺死了。流浪者会把告密者的名字和特征描述带到西伯利亚的各个刑罚定居点，罪犯们仍然会实施报复，有时会在过错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实施报复。51
这样残酷的惩罚是为了保证公社准则得到遵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惩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一个囚犯在狱中犯了罪，但还没被发现，他不会担心自己被狱友背叛；反过来，如果他的确被认定为犯罪者，他不会背叛自己的同伙。有时，公社的社长宁愿自己代表整个公社承受肉刑，也不愿暴露在狱中犯罪的公社成员。他背上的伤痕稳固了他的职位和他在狱友当中原有的地位。52
但是，这些社长对公社的忠诚并不是无可指摘的。社长会赌输掉公社共有资金，还会厚颜无耻地偷盗公共财物。如果严重违反公社的集体道德准则，不受欢迎的社长会被罢免。然而，总的来说，罪犯公社几乎不关注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在营房和监狱牢房中，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这个概念并不流行。53
开始时，囚犯会把自己设法带到流放地的少数个人物品藏在墙上的小洞里，或将它们装进带小挂锁的盒子里。但是，藏匿和上锁无法难住那些坚决果敢、经验丰富的盗贼。偷窃既普遍又无耻，几乎被看作在监狱内流通货物的一种合法方式，而不是一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监狱的新来者尤其容易遭受偷窃。他们会受到一群狱友的热烈欢迎，这些狱友会详细地向他们解释监狱的规则，同时偷偷拿走他们的帽子、围巾或其他财物，然后把它们扔进人群里。新来的人会到处搜寻自己的东西，但终归是徒劳无功；他们的物品最终会在当地市场上出售。54
罪犯会竭尽所能地隐藏他们的任何钱财。他们会把钱粘在书页上，缝在内衣里，塞进靴子的鞋跟里（他们会专门把鞋跟挖空，以用于藏钱）；他们会把钱用带子缠绕在膝盖上。其他的罪犯知道所有这些伎俩，他们通常会密切关注彼此，观察某个人在使用哪种方法。如果他们发现某个狱友有钱，便会立刻偷走这笔钱，把藏钱的用具也一道偷走。偷窃和藏匿的技巧并行发展。有些罪犯能在狱友的眼皮底下偷东西，而其他行家能把东西藏在别人永远找不到的地方。一位当时的人回忆：“他们会把它们藏在地板下、烟囱里，埋在院子里。”一位来自邻近城镇的承包商引起了一个西伯利亚刑罚堡罪犯们的反感。当他来这里拜访刑罚堡监督人时，他把马拴在了院子里。跟监督人会面结束后，这个承包商发现自己的马失踪了。骚动随后出现，一名高级官员被叫了来。一番搜查下来，马没能找到，最终这名官员要求罪犯们说出那匹马在哪里，并承诺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惩罚。罪犯将官员带到澡堂，拉开了地上的一些木板，让那匹马跑到院子里。55
苦役刑满后，西伯利亚的罪犯走出了监狱，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开启农业劳动生活。不过，他们在走私、偷窃和伪造技艺方面接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会把这些技能带到一些不幸的地方，也就是他们作为定居流放者被分配到的地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4年2月从鄂木斯克刑罚堡获释，当时他年仅34岁。他的刑罚已经减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陆军第七营服役。56 他熬过了四年的苦役，但是苦役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创伤，且对于他的写作和思想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那些与他一同囚禁的人为他描写盗贼和杀人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研究，这些盗贼和杀人者出现在了他那些伟大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即《罪与罚》（1866年）、《白痴》（1868年）、《群魔》（1871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这位作家在西伯利亚对人类灵魂的黑暗冲动进行的观察，汇成了一种对犯罪、责任和道德的无尽痴迷。57
围绕着农民阶层的性质和俄国发展的形式展开的辩论支配着19世纪中叶的俄国知识生活。浪漫派保守主义者（如被称为斯拉夫派的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和伊万·阿克萨科夫）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拒绝接受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化。相反，他们应该拥护农民阶层所遵守的真正的东正教价值观，恢复彼得大帝改革前俄国有机的统一。斯拉夫派声称，俄国农民阶层具有公社生活方式、平静的存在方式、自然的谦恭，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徒，没有被西方自私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污染。民粹主义者（如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遵循的是早期自由主义西方派的传统。他们认为农民阶层基本上是理性的，是自由的拥护者，是集体主义精神的承载者，这些体现在了农村公社中，而农村公社预示着俄国将迎来明朗的社会主义未来。58
然而，保守主义者和激进分子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雄心添加到他们只草率地看作农奴、家庭仆人和士兵的人群的价值观和心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抨击了支持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的抽象思维：
普通百姓的问题和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理解，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整个未来倚仗着这个问题；有人或许会说这是目前最实际的问题。然而，普通百姓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仍然是一个理论，他们仍然是我们面前的一个谜。我们这些爱普通百姓的人在看着他们时就像在看一个理论，似乎我们没有一个人照他们本来的样子去爱他们，而只是照他们在我们每个人想象中的样子去爱他们。如果俄国人民最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尽管我们爱他们，但是我们可能都会毫不后悔地立刻放弃他们。我说的是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斯拉夫派，他们也许是第一批放弃普通百姓的人。59
相比之下，在鄂木斯克监狱城堡度过的四年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近距离观察普通百姓的极佳机会，而且他为自己获得的见解感到自豪。“我在那里的时间没有白费，”获释一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我没有发现俄国，那么我至少切实了解了它的人民，只有少数人能像我这样了解他们。”60 同罪犯紧挨着生活在一个不是按照沙俄社会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世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可以去爱的、什么可以去欣赏的。他在那里既没看到斯拉夫派想象中的无私、谦恭的基督教徒，也没看到民粹主义者想象中的理性的集体主义者。相反，他看到了“性情粗暴、充满敌意和满怀怨恨的”人，他们容易沾染各种恶习，从酗酒到暴力，不一而足。对于一个相信所有人天性善良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来说，最令人震惊的是罪犯们完全缺乏悔悟。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记》中回忆：
我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看到一点悔罪的迹象、一点对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于虚荣心、恶劣的榜样、硬充好汉、错误的羞耻感……然而这么多年来，毕竟可以从他们的心情中发现、捕捉、察觉哪怕一点儿线索，来证明他们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啊。可是没有，绝对没有。61
知识分子企图按照自己的看法重塑农民阶层，但刑罚堡的犯人似乎揭露出，这个计划带有自我欺骗的性质。斯拉夫派和民粹主义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弥合受教育阶层与“无知之人”之间的“鸿沟”，弥合在1851年被赫尔岑斥为“两个俄国”之间的“鸿沟”。62 在鄂木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身体验了充斥着这道“鸿沟”的缺乏理解和敌意。即使他的狱友“不理解我们的罪行”，他在1854年给哥哥的信中说：
普通罪犯对于绅士阶层的仇恨是没有止境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我们这些贵族怀有敌意，并且对我们的痛苦幸灾乐祸。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你无法想象我们是多么易受攻击，我们不得不在几年的时间里与这班人一起生活、吃喝、睡觉，甚至去抱怨我们受到的各种欺侮都是不可能的。“你们是贵族，是用来把我们啄死的铁喙。你们过去是老爷，你们过去折磨过人民，但现在你们是最最低等的人。你们已经成了我们中的一员。”这就是四年来他们层出不穷的说辞的主题。这一百五十个敌人不厌其烦地恐吓我们……我们双方无法理解彼此，所以我们［贵族］不得不忍受所有的报复和迫害。63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向哥哥描绘的画面并不总是严酷的。这些罪犯或许是粗俗的，但是尽管他们的生活悲惨、残酷，一些人身上却有着人性闪光点。“我在那帮强盗中度过了四年苦役生活，其间我确实还是看到了一些真正的人。”他写道。“不管你信不信，他们当中有一些深沉、强大、高尚的品格，在这样粗糙的外表下发现这些金块是多么令人振奋。”64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流放地之后的数年里，他继续重新想象了自己在刑罚堡黑暗、恐怖的世界中的遭际。在他的后西伯利亚小说中，他指出了在流放生活中可以找到的道德复活机会。小说《罪与罚》中的非正统派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最终成功摆脱了自己的虚无主义坚定信念和狂热的功利主义，找到了爱和精神救赎，甚至获得了西伯利亚苦役犯的接受。65 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在审判放荡的贵族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弑父罪时，他觉察到自己犯有曾希望父亲死去的道德罪过，即便他在这起谋杀案中是无辜的。他希望能在西伯利亚矿山中服苦役，将其作为实现道德净化的机会：
最近两个月我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一个新人在我身上诞生了。他一直给禁闭在我的躯壳里边，要不是这次晴天霹雳，恐怕永无出头之日。真可怕！我不在乎到矿上去挥二十年铁锤砸矿石，——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怕，现在我只怕那个新人离开我！在那边的地下矿层，也能从身边某个同样的苦役犯或杀人犯身上发现一颗还有人味的心并且跟他结交，因为即使在那边，也能活下去，也能爱，也能痛苦！可以设法使这名苦役犯身上冻僵的心复苏，可以连续多年悉心照料他，最终从罪恶的深渊中重铸一颗深知什么是苦难的崇高灵魂，再造一名天使，复活一位英雄！66
作者在鄂木斯克刑罚堡的苦难经历或许让他抛弃了对普通百姓的理想化预想，但这段经历最终重新确认了对他们的精神情感和他们对救赎的渴望的确信，或者是使这种确信成为必需。67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的《作家日记》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他能够看出罪犯的基本人性的“奇迹”时刻。当营房里的罪犯正忙着又一次殴打醉酒和凶暴的卡津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想要躲开这场蓄意伤害，然后他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自己儿时的一段故事，9岁时的一天，他惊恐地从一个他以为有狼出没的森林中逃出来，跑到了自家庄园的一片田地里。在那里，他父亲的一个农奴——名叫马雷的农民——同情他，并尽力安慰他：
他安静地伸出一根粗短、沾着泥土且有着黑色指甲的手指，然后把手指轻轻地放在我颤抖的嘴唇上。
“好了，好了。”他对我笑着，带有一种明朗的、近乎母性的微笑。“上帝啊，多么可怕的忙乱。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所以当我从铺位上爬下来并环顾四周时，我记得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不幸的人，而且突然间，像是发生了某种奇迹，以前我心中的仇恨和愤怒都消失了。这个不光彩的农民饱受凌辱，头发被剃掉，脸上打着烙印，喝得醉醺醺，咆哮着嘶哑、带着醉意的歌——为什么他也可能是当年的那个马雷；毕竟，我不能窥视他的内心。68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所写的，这种转变标志着这位作家开始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转向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现在更接近斯拉夫派的思想。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信念加强，他开始重新设想，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他在鄂木斯克的所有 同伴都是有着强烈道德责任感且渴望宽恕的人：“我认为或许他们所有人都蒙受着长久的内心痛苦，这种痛苦使他们得到了净化，使他们强大。我看见他们在忏悔之前进行祈祷……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在他看来，正是罪犯适应性强的信念——这种信念甚至在监狱要塞的残忍环境中幸存了下来——提供了修复受教育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那道互相恐惧、互相敌视的裂痕的基础；所有人都会成为在精神上平等的人。69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触鄂木斯克刑罚堡的普通百姓后产生的这段救赎性记忆，成为他随后的弥赛亚式民族主义的试金石：这位作家称颂自己“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因共同的不幸而出现的兄弟般的团结，以及明白我们自己已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和他们平等的人，甚至是把自己当作他们当中最低级别的人的意识”。他回忆，他已经能够“找到普通百姓的根，发现俄国的灵魂，并认识到普通百姓的精神”70 。
陀思妥耶夫斯最终于1859年返回圣彼得堡，后加入了一个被称为“根基派”（пoчвehhnчectвa）的作家团体，该团体认为，在东正教中新的兄弟情谊将使俄国能够回应它作为各民族领袖的伟大精神感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西伯利亚远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一块富有想象力的画布，他可以在上面探索个人和集体救赎的可能性，探索俄国的独特国家命运的前景。71
1 俯瞰古罗马广场的一处陡峭悬崖，杀人者、叛徒、作伪证者和犯盗窃罪的奴隶会在这里被扔下去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