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刑罚堡（1/2）

在著名的1848年，欧洲的“民族的春天”很快被政治反动的冻雾裹住了。忠于诸侯、国王和皇帝的军队撤退、重整，然后再次开始镇压革命。而在一年前，这些革命曾有可能扫除旧秩序。俄罗斯帝国基本未受这些撼动着欧洲许多地区的暴动干扰，这证明了尼古拉一世在压制国内反对力量时的残暴性。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起义没有再次出现，连波兰王国也很平静。然而，为了防止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蔓延，并维护邻国哈布斯堡帝国的王朝权威，1849年6月，尼古拉一世派三十万大军镇压匈牙利革命。1849年12月22日，随着俄国的西部边境安定下来，沙皇公开地把注意力转向了粉碎国内的反对派。1

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二十五年前曾关押过十二月党人的牢房，现在监禁着几十个学生、官员和作家。他们被认定参加了一个颠覆性讨论小组，这个小组每周在激进的年轻贵族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开一次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Пetpaшeвцы）的大多数成员反对农奴制度，受1848年的理想的鼓舞，并希望在国内进行改革。他们不是革命者，但欧洲的动荡促使俄国开始镇压所有形式的反对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引起了沙皇秘密警察第三厅的注意。这些人于1849年4月被逮捕，在之后那个漫长的夏季中，他们一直被单独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在此期间，调查人员就他们的思想、他们参加的活动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密集的审讯。9月，一个调查委员会认定其中的二十八人犯有煽动罪。但是，他们仍旧没有被判刑。因此，当这些囚犯的牢门在12月22日早上打开，他们被带入冰冷的黑暗中时，他们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2

在俄国的北方首都，在12月这个时节，快到中午时天才会亮。这些人由武装警卫押送着，坐着密闭的马车穿过仍然昏暗的街道，只能透过结霜的窗户匆匆瞥见沿途的建筑。走过这段似乎没有止境的旅程后，马车终于停在了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此处距离涅瓦大街不太远。马车门打开后，这些囚犯踏进了齐膝深的雪中。他们四周站着圣彼得堡团，士兵们围成了一个方阵。在方阵中间，一个粗糙的木楼梯通向一个挂着黑布的平台。这些人此前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长达数月，但是终于重聚的喜悦很快被打断了，因为一个官员说马上就要执行他们的判决了。他领着这些囚犯——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曾是圣彼得堡团的军官——穿过士兵的队列，走上了行刑台。接下来出现的一幕旨在向在旁观看行刑的士兵强调对沙皇不忠的代价。3

另一名官员命令这些人站成一排并摘下自己的帽子。他从这一排人面前走过，在宣读某个人的罪行和惩罚时，就在这个人前面停一下。他花了整整半个小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判决在响着、回响着，就像丧钟的鸣响一样：‘现场刑事法庭判处你被枪决。’”沙皇亲自用“批准”二字确认了每个判决。死亡的恐惧向他们袭来。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件长长的白色农民衬衫和睡帽，然后穿戴上。前三个囚犯（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自己）被抓着手臂带离了那个平台，每个人都被绑在了立在地面上的一根杆子上。射击队走到距离被判处死刑者不到四米的地方，然后举起步枪。28岁的作家，小说《穷人》（1846年）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下一个三人组，他站在行刑台上看着这个戏剧性场景，心中满是“不可思议的恐怖”4 。当射击队瞄准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自己属于下一批要赴死的人，他内心的想法也许可以从他1868年的小说《白痴》里的一个场景当中体现出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的最著名的段落之一：

那五分钟在他像是无穷尽的期限、数不清的财富……但是他说，彼时对他说来最难受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念头：“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一股强烈的怨愤，以致他只希望快些被枪决。5

然而，在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枪声并未响起。在最后一刻，一名副官飞奔到广场，传达了尼古拉一世的赦免令。既恐惧又混乱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得知，沙皇已经饶了他们的性命；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死在射击队的枪下，而是同普通罪犯一道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各地的刑罚堡。尼古拉·格里戈里耶夫也是其中一个罪犯，他却没法体会到沙皇的宽宏大量。格里戈里耶夫在狱中就已经表现出精神疾病的迹象；苦难让他失去了理智，他再也没有恢复理智。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自己被判处在鄂木斯克服四年苦役，其后终身服兵役。彼得拉舍夫斯基被判处服时长不定的苦役。随后，“未完成的”死刑按照惯常的形式执行。这些囚犯的衬衫被脱去，他们跪了下来，两个行刑者上前来，仪式性地在囚犯的头上把剑折断。囚犯们分到了囚服、肮脏的羊皮外套和毛毡靴。一辆农用大车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彼得拉舍夫斯基戴上了脚镣，踏上了远赴西伯利亚的第一段路程。其他人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出发。6

这整场可怕的戏剧的导演正是尼古拉一世。假装执行死刑，是以最残酷的方式强调，这些罪犯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是得益于沙皇的怜悯。与十二月党人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不会享受到特别豁免。尼古拉一世的宽赦令非常具体：“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部确定他们的流放地点后，他们应该被当作完全意义上的罪犯来对待。他们今后的任何一次减刑都应取决于他们的表现和沙皇的怜悯，但绝不是取决于地方当局的决断。”7

那天回到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中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自己的哥哥米哈伊尔写了一封言辞激动的信。他表述了要去品味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的炽热雄心：“生命是礼物，生命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能是一个幸运的时期！……现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会以一种新的方式重生。哥哥！我向你发誓，我不会失去希望，我会守护我的精神，我会让内心保持纯粹。我正重生为更好的人。这是我巨大的希望和我巨大的安慰！”但是，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沉寂前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气馁：“我真的再也不能拿起笔了吗？……我会把我写的所有东西都寄给你，如果我还能再写什么的话，上帝啊！……是的，如果不能写作，我会死！倒不如让我带着笔被囚禁上十五年！”8

12月24日午夜的钟声敲响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戴上了脚镣。在另外两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陪伴下，他坐着由宪兵守卫的雪橇，离开了圣彼得堡。“我们穿过乌拉尔山时，那是一个悲伤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马匹和雪橇陷在了雪堆里。当时有一场暴风雪。我们下了雪橇，那会儿是晚上，有人在把马匹和雪橇拉出来，我们站在一边等着。我们四周是积雪和大风雪。那里是欧洲的边境。前方是西伯利亚和我们未知的命运，而我们的整个过去都遗落在身后。这实在是令人沮丧，于是我流下了眼泪。”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0年1月9日乘马车到达托博尔斯克。这一行人沿着陡峭的道路从较低的城镇走上了那个可俯瞰额尔齐斯河的高地，来到位于高地边缘的中央广场。在他们前往托博尔斯克中转监狱的路上，他们经过了乌格利奇铜钟，那口钟无声地提醒着君主的权力以及流放者在乌拉尔山以东被遗忘的命运。9

被关在托博尔斯克中转监狱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迎来了几名不速之客。在当地流放官员的安排下，三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与这位年轻作家见了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了这次会面：

我们看到了这些自愿跟随丈夫来到西伯利亚的伟大牺牲者。她们放弃了一切，她们的社会地位、财富、人脉、亲戚，她们为崇高的道德责任牺牲了这一切，而道德责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不受约束的责任。她们没有任何罪行，却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忍受了她们被判刑的丈夫所忍受的一切……她们为我们的新旅程祈福；为我们画十字架，并给我们每个人送上了福音书，这是监狱里唯一允许阅读的书籍。在我四年的刑罚生涯中，这本书一直躺在我的枕头下面。10

新约圣经几乎就像护身符一样从一代西伯利亚政治流放者手上传到下一代手上，每本书的封皮中都藏着十卢布钞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难友于1850年1月20日离开托博尔斯克，在十一天后抵达鄂木斯克监狱。11

鄂木斯克的囚禁生涯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变很多。他和普通罪犯一起生活在木棚屋里，这段生活迫使他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潦草地写下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将成为那本在整个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关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书籍的基础。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作为对一个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完全不知道的可怕世界的简介，《死屋手记》（1861—1862年）都引起了轰动。这部作品以虚构的人物戈梁奇科夫的视角来写，这是一种为了顺利通过审查而使用的文学手段。这本书是半自传性的。同时代的人把它当作一部回忆录，而不是一部虚构作品。该书问世后，当时的一位评论家写道，它具有“一种惊人的影响。该书作者被视为一个堕入地狱的新但丁，但是这个地狱更加可怕，因为它不是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世界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死屋手记》：“在所有现代文学中，包括普希金作品在内，我不知道哪本书胜过它。”12

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继承者统治期间，一大批出版物为公众审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肮脏现实提供了资料，《死屋手记》是其中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乎每一份报告、每一篇独立的新闻报道、每一部监狱回忆录都对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堡发出了同样的严厉批评：它们没能改造苦役犯，也没能为他们在定居点的生活做好准备。1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0年进入西伯利亚刑罚系统，那时，西伯利亚刑罚系统的基础设施和行政机构正遭受着数十年资金短缺、疏于管理带来的痛苦。鄂木斯克的刑罚堡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叙述者戈梁奇科夫描述了“一个大院子，长约二百步，宽约一百五十步，院子周围是不规则六角形的高高的立柱围墙，那些木柱（立柱）并排竖着深深插进土里，用板条横向牢牢地联结起来，上端削尖：这就是监狱外面的围墙”。在包围着一个内院的立柱围墙里面，“两边各有一长溜原木建造的平房”14 。这些是罪犯住的营房。1854年2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一个星期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狭窄的住房条件迫使罪犯们陷入一种肮脏而亲密的关系，这和监狱制度本身一样都是一种惩罚：

我们紧挨着住在一起，所有人都在一个营房里。请想象一座破旧、衰败的木构建筑，它本应在很久以前就拆除了，现在不再适于使用。夏天，它无比闷热；冬天，它无比寒冷。所有的地板都烂了，覆盖着两三厘米厚的污物，人走在上面会摔倒。窄小的涂有油脂的窗户上覆着一层厚厚的霜，几乎在一天里的任何时候都无法在室内阅读。窗格上有两三厘米的冰。天花板在滴水，到处都有烟。我们像被装在桶里的鲱鱼一样。炉子里一下子放了六根木头，但没有产生任何热量（屋子里的冰几乎没有融化），只有难以忍受的烟雾，而这一切要延续整个冬天。犯人们常在营房里洗衣服，用水冲洗一切。室内甚至没有地方转身。从日暮到黎明，我们都不能离开营房去大小便，因为营房被锁上了。为了解决我们夜间排便的问题，屋里放了一个木桶，所以屋里的臭气难以忍受。所有的罪犯都臭得像猪一样……我们睡在没有床褥的木板上，只允许有一个枕头。我们把羊皮外套盖在身上，脚总是露在外面。我们整夜发抖。屋里有大群跳蚤、虱子和蟑螂。15

几乎所有到访过西伯利亚刑罚营房的人都因监狱中令人窒息的通风条件和牢房中由木桶散发出的臭味而震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发生。美国人乔治·凯南这样描述他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参观的一所监狱里的空气：

我请你们想象一下地窖里的空气，空气里的每个原子都已经数次通过人的肺部，而且因为含有碳酸而很沉闷；想象一下这种空气因人们长期没有洗澡而散发出的刺鼻、有些似氨的呼气而进一步恶化；想象一下这种空气带有潮湿、腐朽的木头的暗示意味和人类排泄物的暗示意味——这样你还是不足以想象出这种空气。16

这些邋遢且虱子遍地的营房和牢房里关押着各种各样的罪犯。为了窃取一点点钱而杀害了一家人的罪犯和误判案件的可怜受害者被关在一起。监狱里还关着很多轻罪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流放地，结果又被抓住了，随后被判处服苦役。到19世纪中期，西伯利亚的刑罚堡和监狱里还关押着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和波兰人，这些人因为自己参与的政治活动而被判服苦役。17

关满了罪犯的营房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活动的地方，而这些活动产生了极为刺耳的噪音。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曾是鄂木斯克监狱堡垒的一名罪犯，他回忆起了每个罪犯是如何做自己的事情的，那种对比时而非常滑稽时而非常令人反感：

牢房里的喧嚣混合了各种吵闹声、闲聊声、骚动声和笑声，简直不可想象。在一边，你可以听到锤子敲打声……有人正在锉平一些动物的骨头；这边，一片金属正在被削尖；那边，有人开始演奏一些疯狂的监狱曲调。某个地方响起镣铐的当啷声，那是因为一个流放者正走下走廊；不知道谁在用一根棍子敲打紧闭的门。这些声音有时融合，有时分散开，它们会以强烈的对比碰撞到一起。在一个牢房里，有人正在大声读《圣经》，而另一个罪犯则在一旁以最不堪的样子跳舞。一名宗派主义者的纯洁祷告可以与最恶毒的咒骂一起被听到；一名诚恳的穆斯林唱着出自《古兰经》的语句；一名犹太人在为他的《诗篇》哭泣；同时，流浪者无忧无虑的歌曲也可以被听到；有一刻，一个被带入刑罚堡的女人的嚎叫声刺穿了空气，其后是监狱守卫的诅咒声和示爱的喊叫声。突然，监狱里响起某个流放者吟唱的赞美诗，诗中充满了渴望和胜利，充满了满怀希望的祷告。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这座骚动的堡垒内的合唱中，它们汇成了一支狂野混乱的协奏曲。18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亚德林采夫那样欣赏营房的旋律。比起习惯于过集体生活的农民或士兵，有些人有着更成熟的隐私概念，对于这些人来说，监狱生活中令人窒息和无从避免的亲密性是难以忍受的。在《死屋手记》中，戈梁奇科夫回忆：“我无法想象，在我服苦役的漫长的十年里，连一次，连一分钟独处的机会也没有，那是多么可怕和痛苦啊？劳动时总有押送队监视，屋子里有二百名难友，至于独处，一次，一次也不曾有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向他的哥哥吐露，他在鄂木斯克堡的监禁生涯是“对我的灵魂持续不断的无情打击……周围是永恒的敌意和争吵，诅咒、哭泣、喧闹、咆哮……四年来都是如此”19 ！

波兰人希蒙·托卡热夫斯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的一个狱友，他曾嘲笑过这个作家过于执迷于自己的贵族身份：“在我看来，堡垒里没有贵族气派和贵族身份；只有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的人；只有苦役犯。”这个说法中带有些许讽刺。正式来说，伴随着苦役刑罚的公民权死亡抹掉了高等地位。然而，在实际中，受教育阶层的成员仍然明显不同于普通人。他们就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外国人，他们说话、走路和吃东西都不同于农民、工匠、商人、工人和士兵。戈梁奇科夫说：“尽管他们已经被褫夺了一切公权，与其余的犯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犯人们却从来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伙伴。这甚至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偏见，而完全是下意识的真情流露。”20

被排除出那个通过礼貌、言谈和教育来表现纷繁的等级和地位序列的社会以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并没有受到十二月党人曾享有的豁免。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不习惯艰辛的监狱生活，也缺乏适应刑罚堡生活的必要社交和动手技能，正如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记》中所说的：

平民百姓来到监狱，是进入自己熟悉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更有文化的社会。当然，他失去的很多——家乡、家庭、一切，但环境还是原来的那个环境。一个有教养的人依法受到与平民百姓同样的惩处，他所失去的却往往比后者多得不可比拟。他不得不抑制自己所有的内心需求、所有的习惯；陷入他所不能满意的环境……对所有人都相同的依法惩处，对他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21

普通罪犯经常用怀疑甚至是明显带有敌意的态度看待受过教育的罪犯，但仍然在心理上和文化上习惯于尊重他们。关于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的回忆录还记载了普通犯人对受教育阶层表现出仁慈和慷慨的事例。一个农民流放者同情流放队伍中一个迷惘又笨拙的贵族，于是，在前往流放地的漫长旅途中，他令人难以理解并且无私地关照着这个贵族，而且拒绝收下任何报酬。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时候，普通人和受教育阶层之间的鸿沟仍然是无法跨越的。对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距离，因为很多人正是为了努力给民众带来自由才被流放的。22

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刑罚营地不是一个适合建立友谊的地方。被流放的革命者彼得·雅库博维奇发现：“每个人在看着其他人时，并不是把他视为不幸的同志，而是像一头狼在看着另一头狼，一个敌人在看着另一个敌人。罪犯其实对‘同志’这个词很有感情，但他们不是按我们的文化意义使用这个词：如果人们用同一个碗喝东西、吃饭，那他们就被称为‘同志’……［这］通常就是个机缘的问题。”支配着罪犯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友谊和团结，而是胜人一筹的本领和口头争吵，于是营房里回响着不间断的争吵声。这些苦役犯拥有把话说得十分高明的智慧和能力。在《死屋手记》中，戈梁奇科夫回忆：“他们骂人骂得很俏皮，很有艺术性。”雅库博维奇认为在犯人的污言秽语和言语攻击中存在着“一种艺术竞争”23 。

有些罪犯还会在玩世不恭方面相互攀比。有个在伊尔库茨克监狱的罪犯对一个政治犯说起了自己是如何和一个“同志”一起屠杀了一家人的：

究竟为什么这么做？——我忍不住问。

显然是为了钱。——我的对话者平静地笑了。

是的，但为什么把他们全都杀了，甚至还有孩子们？

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事。还有一次我们杀了两家人……

那上帝呢？——我问——你真的不怕吗？

什么上帝？……不管我们去哪里……在最偏远的地方，在连乌鸦都不会在那里衔着骨头、在动物不会去的地方，我们既没见过上帝，也没见过魔鬼。24

受过教育的观察者——从亚历山大·赫尔岑到安东·契诃夫——多次指出（并哀叹），俄国农村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世界。那里的人对罪行、司法和惩罚的普遍理解常常与官方的法律文化严重冲突。对于同一种罪行，农民会残忍地施加惩罚，也有可能视而不见，这取决于受害者是本村村民还是一个外来者。对于女性、信仰其他宗教者和陌生人遭受到的残暴对待，农民常常放任不管。强奸、纵火和谋杀都是农民社区认可的报复方式。由于不了解帝国的法规，罪犯常常因为自己难以认为是罪行的行为被流放西伯利亚。25 伊尔库茨克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的指挥官伊万·叶菲莫夫曾努力想让一个原本顺从的罪犯明白，“割破犹太人的喉咙”其实是一种罪行，但他失败了。这个人“仍然相信这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假托的叙述者戈梁奇科夫在看到许多罪犯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无动于衷后意识到，他们完全孤立于俄罗斯帝国的法律之外：“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决不会怪罪自己……囚犯知道而且毫不怀疑，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底层民众的法庭会为他辩护，他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判他有罪，多半还会彻底地为他辩解，只要他的罪行所针对的不是自家人、不是自己的弟兄、不是自己亲如一家的底层民众。”许多罪犯被关进监狱里，是因为他们想要报复那些他们认为曾无理地对待自己的人。26

监狱生活当中充斥着暴力。当囚犯之间的争吵引起了看守的注意时，争吵就会被制止。27 然而，如果罪犯一直在喝酒，打斗总是会发生。戈梁奇科夫到达鄂木斯克后不久，遇到了可怕的卡津：“［他］力气惊人，在监狱里无人能及；他略高于中等身材，赫拉克勒斯般的体格，有一个丑陋而又大得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囚犯们在私下议论时说，他是涅尔琴斯克的逃犯，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不止一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不止一次逃跑，改名换姓，终于被关进我们监狱的单人囚室。”当卡津喝酒时，“起初他开始挑衅，嘲笑别人，他的嘲笑极其恶毒，是蓄意的，似乎早有预谋。最后他烂醉如泥，骇人地勃然大怒，抓起一把刀就向人们冲上去”。罪犯们没法凭一个人的力量保护自己，因此他们会集体和他对抗：

他牢房里的十来个人突然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殴打更残忍的了：打他的胸膛、胸口、心窝儿、肚子；狠狠地揍了好久，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像个死人方才住手。对别人是不敢这样打的：这样打会打死人啊，但卡津例外。打了以后，把毫无知觉的他裹上短皮袄，抬到通铺上。“躺一躺就行了，我说的！”果然，第二天早晨他起来了，几乎安然无恙，他一声不吭，脸色阴沉地出去上工了。每当卡津酗酒的时候，监狱里就都知道了，对他来说，一定要挨一顿打这一天才算完。他自己也知道，不过还是酗酒。28

一旦某人被触怒或者至少是生气，冒犯之举便很容易以杀戮为结局。29 鄂霍次克盐场是西伯利亚工作最繁重的惩罚场所之一，位于鄂霍次克海海岸，是地处最东北部的一个荒凉定居点。那里的苦役犯会在大盐池辛苦劳作，从海水中蒸馏出盐。盐场工作是专门留给那些在西伯利亚的监狱和要塞里犯有谋杀罪行的惯犯的。一个于19世纪20年代在那里工作的官员回忆，残忍在那里是近乎常见的，而且囚犯随时会冲动地攻击他人。罪犯伊万·梅加采夫是一个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的商人，年龄44岁，身体精瘦、结实而且“非常强壮”。他因犯有谋杀罪而被处以鞭刑并被流放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服苦役，在那里他再次杀人。作为一名惯犯，他被送往鄂霍次克，后在那里又杀了一名狱友。梅加采夫杀人后，那位官员走进他的牢房，发现梅加采夫正在读《圣经》，因为在杀人之后“他总是喜欢读《圣经》”：

与梅加采夫谈话时，我劝他不要再杀人。除了指出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惩罚，我努力让他用理性思考，强调罪行可以补偿，因为人在犯罪时可能很愚蠢，可能是出自人性的软弱，但是一旦一条性命被夺去，就再也不能归还了，什么补偿都没有用。人是上帝的创造物，属于上帝；这样的罪行无论是此时此地还是死后都不能被原谅。梅加采夫叹息着答复：“我自己对此也不高兴——你认为杀人很有趣吗？”“但是长久以来你一直在杀人！”“有时候，一个人会极为痛苦，以至于他可以做出邪恶的事，甚至无法看见光。你看到的一切都在你的眼前变成红色，被生者的血液浸泡。你非常痛苦，于是你会很乐意隐藏起来，但随后又有一些哭哭啼啼的白痴来烦扰你。你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用你的脚镣砸碎他的头骨的，但后来你看到你已经把他杀了。突然之间，假象退去了，痛苦消散了，红色薄雾从你的眼前消失了。你对这个人感到抱歉，但已经于事无补了。”30

叶菲莫夫记得，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1849年一个冬日的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被人叫起来去看犯罪现场。一个年长的苦役犯在吃早饭时和另一个苦役犯起了冲突，便把后者刺死了。这两个人已经相识了很长时间，他们总是在监狱营房里一起吃饭。这天早上，其中一个人开始切面包和洋葱，而另一个人在耐心地等着轮到自己用餐刀，接下来，他便把刀刺入了同伴的胸膛：“这次谋杀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预谋……在回答所有问题时，凶手只是说：‘我不记得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此后不久的一天早上，看守走进了一个上了锁且有警卫的酿酒厂，却看到了“一具躺在血泊中的尸体，四周散落着一些铜币，还有几张沾有油污的纸牌”。受害者是一个名叫卡尔纽什卡的犹太铜匠，他晚上曾和另外两名负责看管酿酒厂酒精的苦役犯在一起赌博。他们一块儿打了几个小时纸牌，后来突然吵了起来，于是一个人抓起一把斧头，重重地砍向了卡尔纽什卡的脖子，“他的头差不多完全被砍掉了”。这几个袭击者那天晚上一直在计划着处理尸体，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掩藏起自己的行迹，尸体就被发现了。31

营房不仅仅是恶行和暴力的聚集地。它们在夜里上锁后，就会变成繁忙的商业活动场所，人们会坐在自己常坐的地方，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活计。一些人用自己弄到的材料缝制靴子或做新衣服；一些人修理手表，雕刻装饰品。许多人表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才能，能够制作“木鸟，用的是零碎东西和板条……任何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这些木鸟，将其垂挂在自家客厅或走廊里”。一些人还会用干面包和动物骨头制作设计精巧、做工细致的儿童玩具。一有机会，这些罪犯钟表匠、木匠、裁缝和乐师就会在周边的城镇和村庄里做买卖。罪犯采泽克曾在多个西伯利亚监狱里待过，他是一个动物标本制作行家。他的作品装饰着金矿负责人和高级政府官员的考究书房；在采泽克去世后，这些作品才价值上涨。32

以这种方法，钱可以赚出来；或者，钱可以造出来。货币伪造者是西伯利亚刑罚堡和监狱中的手工技术精英。他们通常出自流浪者之流，专门伪造合同、文件和（最重要的是）货币。最有天赋和最有成就的人被训练成了镌版工、制图员和抄写员，而他们的技能为他们赢得了名人的地位。科热夫尼科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因为自己的手艺和对待当地农民自然的“慷慨”行为而享有名望，有时，他会送给农民一些伪造得非常高超的纸币，这些纸币的价值会让农民自己的收入相形见绌。刑罚堡在西伯利亚以制造假币而闻名。目不识丁的西伯利亚农民容易被这些狡猾的伪造者蒙骗。伪造、走私和盗窃的技巧都在西伯利亚的刑罚定居点教授，并由经验丰富的罪犯传授给新来的罪犯。一个流放者把那些地方形容为“犯罪学院”33 。

不管是赚来的、伪造的还是偷来的，戈梁奇科夫在《死屋手记》中说，钱“在监狱里拥有惊人的意义和能量”。为了获取物品、贿赂警卫、同狱友进行交易、筹钱逃跑，这些钱是必需的。但是除了这些实用的功能，戈梁奇科夫明白，罪犯赚取、伪造和偷来的钱可以买到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