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2/2）
没有说话声了。没有脚步声了。没有影子。没有引擎声。
夜晚再度显得正常而真实。
我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往哪去。
芝加哥慈恩医院与我家整整隔了十条街，我在凌晨四点零五分，一跛一跛地走进急诊室的强光中。
我讨厌医院。
我在医院里眼睁睁看着母亲去世。
査理一出生的前几周也在新生儿加护病房度过。
候诊室里几乎没人。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夜班工人和苦着脸的一家三口，工人抱着绑了绷带的手臂，绷带上血迹斑斑，而那一家子的父亲则抱着哭得满脸通红的小婴儿。
在服务台处理文件的女护士抬起头来，此时此刻她双眼还能如此炯炯有神，倒是出乎意料。
她透过亚克力隔板问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还没想到该说什么，甚至不知道该从何解释自己的需求。
见我没有立刻回答，她说：“你出了车祸吗？”
“不是。”
“你脸上全是伤。”
“我不太对劲。”我说。
“什么意思？”
“我想我需要找人谈谈。”
“你无家可归吗？”
“不是。”
“你家人呢？”
“不知道。”
她上下打量我——进行迅速而专业的评估。
“你叫什么名字呢，先生？”
“贾森。”
“等一下。”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消失在转角处。
三十秒后，服务台旁边的门发出嗡嗡声，解锁打开。
护士微笑着说：“跟我来。”
她带我来到一间病房。
“医生马上就来。”
等她出去，门关上后，我坐到诊察台上，在炫目的光线下闭上双眼。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累过。
我下巴点了一下，随即挺直身子。
差点坐着就睡着了。
门开了。
一个胖胖的年轻医生拿着板夹走进来，身后跟着另一名护士——染了一头金发，身穿蓝色手术衣，一脸凌晨四点的倦容，就好像背着千斤重担。
“是贾森吗？”医生问道，但既没有伸出手，也没有试图掩饰值大夜班的冷漠态度。
我点点头。
“姓什么？”
我迟疑着，不知该不该说出全名，但话说回来，也许这只是脑瘤作祟，或是我脑袋里出了问题。
“德森。”
我告知拼法，他便照着草草写下来，那应该是个人基本资料表吧。
“我是主治医师鲁道夫。你今晚为什么挂急诊？”
“我觉得我精神出了问题。可能是长瘤或什么的。”
“为什么这么说？”
“事情变得很奇怪。”
“好，能不能请你说得详细一点？”
“我……好吧，这些话听起来很疯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自己也明白。”
他从板夹往上瞄了一眼。
“我家不是我家。”
“我不懂。”
“就是我说的这样。我家不是我家。我的家人不见了。里面的东西都……高级得多。全部都重新装潢过，而且……”
“但还是你的住址？”
“对。”
“所以你是说里面变得不一样，但外面还是一样？”他的口气像在跟小孩说话。
“对。”
“贾森，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你衣服上的泥巴呢？”
“有人在追我。”
我不该告诉他的，只可惜我太累了，无力过滤思绪。我听起来一定百分之百像个疯子。
“追你？”
“是的。”
“谁在追你？”
“不知道。”
“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追你吗？”
“因为……事情很复杂。”
他评估、狐疑的眼神隐藏得远比服务台的护士细腻且训练有方。我差点就没看出来。
“你今晚有没有吃药或喝酒？”他问道。
“早一点的时候喝了些葡萄酒，后来又喝了威士忌，但已经是几个小时前了。”
“抱歉，我再问一次——值班值太久了——你为什么认为自己的精神有问题？”
“因为过去这八小时，我的人生根本说不通。一切感觉都很真实，但又不可能是真的。”
“你最近头部有没有受伤？”
“没有。不过，我的后脑好像被人打过，摸起来很痛。”
“是谁打你？”
“我也不确定。现在我几乎什么都不确定。”
“好。你用过药吗？不管是现在或过去。”
“我一年会抽几次大麻。但最近没有。”
医生转向护士说：“要叫芭芭拉来抽血。”
他把板夹往桌上一扔，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支小手电筒。
“可以让我检查一下吗？”
“可以。”
鲁道夫的脸凑上前来，近在咫尺，可以闻到他气息中有混浊的咖啡味，也可以看到他刮胡子时在下巴留下的新伤口。他把光线直接照入我右眼，有那么片刻，我的视野中心只剩一个亮点，暂时将世界其他事物都消融了。
“贾森，你有没有伤害自己的念头？”
“我没有自杀倾向。”
光线射入我的左眼。
“你以前有没有因为精神疾病住院的记录？”
“没有。”
他用柔细、冰凉的手轻轻拉起我的手腕，测量脉搏。
“你从事哪一行？”他问道。
“我在雷克蒙大学教书。”
“结婚了吗？”
“结婚了。”我下意识地摸摸手上的结婚戒指。
不见了。
天哪。
护士动手卷起我左手的袖子。
“你妻子叫什么名字？”医生问道。
“丹妮拉。”
“你们处得好吗？”
“好。”
“你不觉得她会想知道你在哪里吗？我认为我们应该打电话给她。
“我打过了。”
“什么时候？”
“一小时前，在我家。是另一个人接的。说打错了。”
“说不定你按错号码了。”
“我知道我老婆的电话号码。”
护士问道：“打针没问题吧，德森先生？”
“没问题。”
她替我消毒内侧手臂时说：“鲁道夫医师，你看。”她摸摸那里的一处针孔，是几个小时前莱顿替我抽血时留下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问。
“我不知道。”我想最好还是别提我刚刚才逃离实验室。
“你不记得有人拿针戳你的手臂？”
“不记得。”
鲁道夫对护士点了点头，她警告我说：“会有点刺痛。”
他问道：“你手机带在身上吗？”
“手机不知道跑哪去了。”
他抓起板夹。“再跟我说一次你妻子的名字，还有电话号码。我们会试着替你联络她。”
我说了丹妮拉的名字，并一口气念出她的手机和我们家的电话号码，而我的血也在同一时间注入塑胶试管内。
“你会替我做头部扫描吗？”我问道，“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会。”
他们给我安排到八楼一间单人房。
我在浴室将脸洗净，踢掉鞋子，便爬上床去。
强烈睡意袭来，但我大脑里的科学家却不肯关机。我无法停止思考。
针对一个个假设进行组织、拆解。努力地以逻辑思考贯穿所有发生的事情。
此刻的我无法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甚至没有把握自己结过婚。
不对，等一下。
我举起左手，端详无名指。
戒指没了，可是手指底端留有一道浅浅凹痕，证明确实有戒指存在。本来是有的，它留下痕迹了。这表示被人拿走了。
我抚摸着凹痕，对于它代表的意义感到既恐惧又安慰——这是我的现实世界的最后遗迹。
我在想……
当我的婚姻这最后的证物也消失不见，会怎么样？
当我再无依靠，会怎么样？
芝加哥的天空一步步趋近黎明，漫天紫云透着绝望，我这才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