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2/2）

“我的房子？怎么，是的。正如我说的，有这里那里还需要弄一弄。但它小多了。长崎的房子对一个老人来说太大了。”

他依旧看着窗外；在早晨强烈的阳光下，我看不清他的头和肩膀。

“可那是栋好房子，旧的那栋，”我说。“我要是往那里走的话，还会停下来看看它。其实，上周我从藤原太太那里回来时就路过了。”

他没有做声，依旧看着外面的风景，我就以为他没有听见我的话。但过了一会儿，他说：

“老房子怎么样了？”

“哦，跟以前差不多。新住户一定是喜欢原来的样子。”

他微微转向我。“那那些杜鹃花呢，悦子？还在门口吗？”亮光仍旧使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我从他的声音听出他在微笑。

“杜鹃花？”

“啊，我想你不会记得的。”他转回去，伸了伸胳膊。“我那天种在门口的。事情最后定下来的那天。”

“什么事情定下来？”

“你和二郎结婚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杜鹃花的事，所以我想我不应该指望你记得它们。”

“您为我种了一些杜鹃花？多好的想法。可是没有，我不记得您提起过。”

“可要知道，悦子，是你要我种的。”他再次转向我。“事实上，你断然要求我种在门口。”

“什么？”——我笑了——“我要求您的？”

“是的，你要求我的。把我当成雇来的花匠。你不记得了？当我以为终于一切都定下来了，你终于要成为我的媳妇时，你对我说还有一件事，你不会住在一所门口没有杜鹃花的房子里。要是我不种杜鹃花，整件事就都告吹。所以我能怎么办呢？我立刻出去，种了杜鹃花。”

我笑了笑，说：“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像是有那么回事。可是太可笑了，爸爸。我从来没有强迫您。”

“哦不，你有，悦子。你说你不会住在一所门口没有杜鹃花的房子里。”他离开窗户，再次在我对面坐下。“没错，悦子，”他说，“当成雇来的花匠。”

我们俩都笑了，我开始倒茶。

“您瞧，杜鹃花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花，”我说。

“是，你说过。”

我倒完茶，我们静静地坐着，看着蒸汽从茶杯里冒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说：“那时我对二郎的计划一无所知。”

“是啊。”

我伸出手去把一碟小蛋糕放在他的茶杯旁。绪方先生微笑地看着它们。最后，他说道：

“杜鹃花长得很漂亮。可是那时，当然了，你们已经搬走了。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年轻夫妇自己住。看看纪久子和她丈夫。他们想搬出来自己住，可是老渡边让他们想都别想。他真是个老军阀。”

“现在想想，”我说，“上周门口是有杜鹃花。新住户一定同意我的看法。房子门口一定要有杜鹃花。”

“我很高兴它们还在。”绪方先生呷了一口茶。然后他叹了口气，笑了一声，说：“那个渡边真是个老军阀。”

早饭后不久，绪方先生建议我们应该去长崎逛逛——用他的话说“像游客那样”。我立刻同意，我们坐电车进城。我记得我们先在一个美术馆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快中午前，我们去参观离市中心不远的一个大型开放公园里的和平纪念雕像。

这个公园一般被叫做“和平公园”——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它的正式名称——而确实，尽管有孩子和鸟儿的叫声，这一大片绿地上却笼罩着一种肃穆的气氛。公园里常见的装饰，诸如灌木和喷泉，少之又少，而且都很朴素；平坦的草地、广阔的夏日天空以及雕像本身——一尊巨大的白色雕像，纪念原子弹的遇难者——占据了公园的主要部分。

雕像貌似一位希腊男神，伸开双臂坐着。他的右手指向天空，炸弹掉下来的地方；另一只手向左侧伸展开去，意喻挡住邪恶势力。他双眼紧闭，在祈祷。

我一直觉得那尊雕像长得很丑，而且我无法将它和炸弹掉下来那天发生的事以及随后的可怕的日子联系起来。远远看近乎可笑，像个警察在指挥交通。我一直觉得它就只是一尊雕像，虽然大多数长崎人似乎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但我怀疑大家的感觉和我一样。如今我要是偶尔回忆起长崎的那尊大白色雕像，我总是首先想起我和绪方先生去参观和平公园的那个早晨，以及他的明信片的事。

“照片上看起来不怎么样，”我记得绪方先生举起他刚买的雕像的明信片说。我们站在离雕像五十码开外的地方。“我一直想寄张明信片，”他接着说，“虽然现在我随时都会回福冈去，但我想还是值得寄的。悦子，你有笔吗？也许我应该马上就寄，不然一定会忘记。”

我在手提包里找到一支笔，我们在附近的长椅上坐下。我发现他一直盯着卡片空白的那面，笔拿在手上，却没有写。我感到奇怪。有一两次，我看见他抬头看看雕像，像是在寻找灵感。最后我问他：

“您是要寄给福冈的朋友吗？”

“哦，只是一个熟人。”

“爸爸看上去做贼心虚，”我说，“我在想他会是在写给谁呢。”

绪方先生惊讶地朝上一看，然后大笑起来。“心虚？真的吗？”

“真的，很心虚。我在想要是没有人看着爸爸，他会干什么呢。”

绪方先生大笑个不停，笑得我觉得椅子在晃。等他笑得不那么厉害时，他说：“很好，悦子。你抓住我了。你抓住我在给我的女朋友写信”——“女朋友”这个词他用的是英语。“当场抓住。”说着又笑了起来。

“我一直猜想爸爸在福冈的生活很精彩。”

“是，悦子”——他仍轻轻地笑着——“很精彩的生活。”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气，再次低头看明信片。“你知道，我真的不晓得该写什么。也许我可以什么都不写，就这样寄出去。毕竟我只是想让她看看雕像长什么样。但话说回来，这样可能太随便了。”

“啊，我不能给您建议，爸爸，除非您告诉我这位神秘的女士是谁。”

“这位神秘的女士，悦子，在福冈开一家小饭馆。离我的房子很近，所以我经常去那里吃晚饭。有时我和她聊聊，她人不错，我答应要寄给她一张和平纪念雕像的明信片。恐怕事情就是这样。”

“我知道了，爸爸。可我还是不相信。”

“人很不错的一位老太太，但过一会儿就让人觉得烦了。如果只有我一个客人，她就整顿饭的工夫站着，讲个不停。不幸的是附近没有多少合适的吃饭的地方。你瞧，悦子，你要是像你答应过的那样教我做饭，我就不必忍受她那种人了。”

“可这是白费力气，”我笑着说，“爸爸不可能学会的。”

“胡说。你只是怕我超过你。你太自私了，悦子。好了我想想”——他再次看看明信片——“我该跟这位老太太说些什么呢？”

“您还记得藤原太太吗？”我问，“她现在在开一家面馆。在爸爸的老房子附近。”

“是，我听说了。太遗憾了。像她那种地位的人开起了面馆。”

“可她很喜欢。面馆让她有事可做。她经常问起您。”

“太遗憾了，”他重复道。“她丈夫是个很有地位的人。我很尊敬他。可如今她开起了面馆。不可思议。”他沉重地摇摇头。“我想去拜访她、向她问好，可我想这会让她觉得很难堪。我是说就她的现状。”

“爸爸，她并不觉得开面馆是件丢脸的事。她觉得自豪。她说她一直想做生意，不管是多么小的生意。我想您去看她，她会很高兴的。”

“你说她的店在中川？”

“对。离老房子很近。”

绪方先生似乎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他转向我说：“那好，悦子。我们去看她吧。”他匆匆地在明信片上写了几句，把笔还给我。

“您是说现在，爸爸？”我被他的突然决定吓了一跳。

“对，干吗不呢？”

“很好。我想她可以给我们午饭吃。”

“对，也许。但我可不想让那位好太太觉得丢脸。”

“她会很乐意做午饭给我们吃的。”

绪方先生点点头，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慢慢说道：“其实，悦子，我早就想去中川了。我想拜访那里的一个人。”

“哦？”

“我在想这会儿他在不在家。”

“您想去拜访谁，爸爸？”

“重夫。松田重夫。我一直想去拜访他。他可能回家吃午饭，这样的话我就能找到他。比去学校打搅他好。”

许久，绪方先生凝视着雕像的方向，脸上露出有点拿不定主意的表情。我不做声，看着他把明信片拿在手里转啊转。突然，他拍了一下膝盖，站起来。

“好，悦子，”他说，“就这么办吧。我们先去找重夫，然后去拜访藤原太太。”

我们搭上去往中川的电车时一定已经是中午时分了；车厢内又挤又闷，车厢外的马路上满是吃午饭的人群。但当我们渐渐离开市中心时，乘客越来越少，电车到达终点站中川时，就只剩下几个人了。

走出电车，绪方先生站了一会儿，摸着下巴。很难说他是在品味重回这里的滋味，还是只是在想松田重夫家怎么走。我们站在一个水泥院子里，周围停着几辆空电车，头顶上是横七竖八的黑色电线。太阳很大，照得油漆的车身十分晃眼。

“真热啊，”绪方先生擦了擦额头，说道。然后他迈开步子，朝电车庭院那头后面的一排房子走去。我跟着他。

几年来，这一带并没有变多少。我们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山上哪儿能盖房子，房子就矗立在哪儿，其中的很多房子我依然熟悉；有的站在斜坡上摇摇欲坠，有的挤在看不见的角落里。很多阳台上挂着毯子啦、洗的衣服啦。我们走着，经过几间看上去气派一点的房子，但我们既没有经过绪方先生的老房子，也没有经过以前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房子。事实上，我怀疑绪方先生是不是故意选了一条避开它们的路。

我猜想我们最多走了十或者十五分钟，但太阳和陡坡让我们筋疲力尽。最后我们在一个陡坡的中央停了下来，绪方先生拉我到人行道旁一棵茂密的树下乘凉。接着他指着马路对面一栋旧式大斜瓦屋顶、样子舒适的老房子，说：

“那就是重夫家。我跟他父亲很熟。就我所知，他母亲仍跟他住在一起。”说完，绪方先生又开始摸下巴，像刚下电车时那样。我没说什么，只是等着。

“他很可能不在家，”绪方先生说，“他有可能和同事一起待在教研室里午休。”

我仍旧是等着，不做声。绪方先生依然站在我旁边，凝视着那所房子。最后，他说：

“悦子，这里离藤原太太那多远？你知道吗？”

“几分钟就到了。”

“我在想，也许最好是你先过去，我去找你。这样可能最好。”

“好的。要是您希望如此。”

“其实是我做事太欠考虑。”

“我不是弱不禁风，爸爸。”

他笑了一声，然后又瞥了一眼房子。“我想最好这样，”他重复道，“你先过去。”

“好的。”

“我不会很久。其实”——他又瞥了一眼房子——“其实，你干吗不在这里等着，我去按门铃。要是看见我进去，你就先到藤原太太那里去。我太欠考虑了。”

“一点儿都不要紧，爸爸。现在您听好了，不然您永远也别想找到面馆。您记得以前那个医生的诊所吗？”

但这时绪方先生已经没有在听了。马路对面的大门开了，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走出来。他穿着衬衫，腋下夹着一只小公文包。走到太阳底下时，他眯了眯眼睛。接着他转向公文包，开始找东西。松田重夫比我之前见过的几次看起来更瘦、更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