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利斯本纳街（1/2）

你过世后两週年，我们去了罗马。这算是巧合，但同时也不是：他知道，我们也知道，他必须离开纽约市，远离纽约州。或许欧文夫妇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把仪式排在这个时候——在八月底，欧洲所有人都往外地跑，我们却飞到那裡，飞向那个失去了所有嘈杂人群、所有当地动物的大陆。

那个仪式在罗马的美国学院举行，苏菲和马尔科姆都曾在那裡驻留过，所以欧文夫妇出资设立了一个鼓励年轻建筑师的奖学金。他们还协助选出了第一位得主，是一个高个子、容易紧张但可爱的年轻伦敦女子，她做的大都是暂时性建筑物，以泥土、草和纸做出複合建筑群，随著时间会缓缓瓦解。颁奖仪式宣佈了奖学金得主、颁发了奖金，此外还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弗洛拉发表了演讲。参加的除了我们，苏菲和马尔科姆在「钟模」的合伙人之外，还有也曾在罗马驻留过的理查德和杰比。仪式过后，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小餐厅，他们两个住罗马时都很喜欢，理查德还带我们看了那栋建筑物有哪些牆壁是伊特拉斯坎风格，哪些是罗马风格。儘管那一餐很美好，舒适又欢乐，但也很安静，中间有一度，我记得自己抬头，才发现大家都没在吃东西，全瞪著眼睛，看著天花板、看著盘子、看著彼此，各自想著不同的事物，但我知道，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想著同样的事情。

次日下午朱丽娅午睡时，我们出门散步。我们的旅馆在台伯河这一边，靠近西班牙大台阶那一带，不过我们请司机载我们过桥到越台伯河区，走在那些又窄又暗、简直像是走廊的街道上，最后终于来到了一个小而简洁的广场，除了阳光没有任何装饰，我们来到一张石凳前坐下。一个留著白色大鬍子、身穿亚麻西装的老人也在石凳另一头坐下，看著我们点了个头，我们也朝他点头。

我们沉默地坐在那裡许久，晒著太阳，忽然他说他记得以前跟你来过一次这个广场，还说两条街之外有一家冰淇淋店很有名。

「我该去买吗？」他问我，露出微笑。

「我想你知道答案。」我说。他站起来。「我马上回来。」他说。「瑞士巧克力口味。」我告诉他。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

我们——那个老人和我——看著他离开，然后那老人朝我微笑，我也对他笑。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他其实没那麽老，大概只比我大几岁而已。我当时始终没办法（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自己想成老人。我总是讲得好像知道自己很老，我总是埋怨自己的年龄，但那只是耍宝，或是让别人觉得年轻而已。

「他是你儿子？」那老人用义大利语问，我点点头。每回被人认出我们是父子，我总是惊讶又开心，因为他和我长得一点也不像。但是我认为，或该说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样子，一定有个比外形相似度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们是父子。

「啊，」那老人说，看著他走到一个转角，然后消失，「真是俊美啊。」

「是啊。」我也用义大利语回答，忽然觉得好哀伤。

那老人露出狡猾的表情，问我，或者比较像是陈述句：「你太太一定是个大美女吧？」随即咧嘴一笑，表示他在打趣，或是个恭维，因为我长相这麽平凡，却很幸运能有个美丽的太太，帮我生了一个这麽俊美的儿子，所以我不可能被得罪。我也对著他笑，说：「没错。」他保持微笑，一点都不惊讶。

他回来时，那个老人已经离开了（离开时跟我点了个头，拄著枴杖）。他买了一个装在甜筒裡的冰淇淋给我，还买了一杯柠檬冰沙要带回去给朱丽娅。我真希望他也买了一份给自己，但他没有。「我们该走了。」他说，于是我们起身离开。那天夜裡他很早就去睡了，次日，也就是你的忌日，我们完全没看到他，他在柜檯留了张字条，说他出去散步了，明天再跟我们碰面，说他很抱歉。于是我们也出去走了一整天，我以为有机会在路上碰到他，毕竟罗马这个城市不大，但结果没有。那一夜我们更衣就寝前，我想到自己一整天都在经过的每条街道、每堆人群中寻找他。

次日早晨，他出现在餐桌旁，看著报纸，脸色苍白，但对我们露出微笑，我们没问他前一天做了什麽，他也没主动说。那天我们只是在市区裡閒逛，三个人很不好控制，走在人行道上太宽，于是我们排成一列，每个人轮流当领队，但我们只去有名的地点、人多的地方，不会有隐祕的回忆、不曾发生亲暱的举止的景点。快到水管路时，朱丽娅望著一家小珠宝店的小窗，我们走进去，三个人把那家小店塞满，每个人轮流把她在窗外看中的耳环拿起来细瞧。那耳环非常精緻：纯金，密实而沉重，形状像鸟，眼睛处镶了圆形的小红宝石，鸟喙叼著金枝。他买下那对耳环送给她，她不好意思，但又很开心，朱丽娅向来不太戴首饰。但他看起来很高兴能送她礼物，我看他高兴也跟著开心，朱丽娅也很欢喜。那天晚上，我们跟杰比和理查德会合吃最后一顿晚餐，次日早晨我们离开，北上去佛罗伦萨，他则回纽约。

「我们五天后见了。」我告诉他，他点点头。

「好好玩。」他说，「祝你们玩得愉快。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了。」

我们的汽车开走时，他站在那挥手；我们坐在后座，回头跟他挥手。我还记得当时希望挥手能传达我说不出口的讯息：不准你乱来。前一夜，趁他和朱丽娅跟杰比聊天时，我问理查德这几天我们不在期间，能不能麻烦他发短信随时告诉我们状况？理查德答应了。他几乎恢复到了安迪希望的体重，但中间有两度倒退，一次在五月，另一次在七月，所以我们还在持续监视他。

有时，感觉我们的父子关係好像是倒退著走，随著他年纪渐长，我对他的担心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随著每一年过去，我都更加意识到他的脆弱，也对自己当父亲的能力更没信心。雅各布还是婴儿时，我发现每过一个月，我就更有把握一点，好像他待在这个世界越久，就能扎根扎得越深，好像光是活著，就宣示他拥有这个生命。当然，这个想法很荒唐，而且以最可怕的方式被证明是错的。但我忍不住想：活下去会产生牵繫的力量。然而在他人生的某一个点（如果非得指出的话，我想是在凯莱布之后），我感觉他像是搭上了热气球，被一根长长的绳子固定在深入地面的木桩上。但每一年，那个气球一直扯紧那根绳子，想要挣脱，飘向天空。在底下的我们就设法把那气球扯回地面，回到安全的状态。所以我总是为他担惊受怕，同时也很怕他。

你能跟一个你害怕的人真正发展出感情吗？当然可以。但他还是令我恐惧，因为他拥有力量，我却没有。如果他自杀了，如果他把自己从我手上夺走，我知道我还能活下去，但我也知道那种人生很乏味；我知道之后我会永远纠结著想找到解释，不断仔细检视过去，想找出自己哪裡犯了错。当然，我知道自己会多麽想念他，儘管之前他尝试过，他也终将离开，但我始终没能变得更能面对，也永远无法习惯。

接著我们回到纽约，一切如常：艾哈迈德先生来机场接我们，载我们回公寓，门房那儿已经有几袋食物，这样我们就不必去杂货店採买了。次日是星期四，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问起我们这几天旅行看到什麽、做了什麽，我们告诉他。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洗碗，他递给我一个碗要放进洗碗机时，手一滑在地板上摔破了。「该死！」他大吼，「真是对不起，哈罗德。我太蠢了，太笨手笨脚了。」我们告诉他没关係，没事的，但他只是越来越生气，气到双手开始颤抖，气到开始流鼻血。「裘德，」我告诉他，「没关係的。这种事难免的。」但他摇头。「不，」他说，「都是我。我搞砸了一切。我碰到的一切都会毁掉。」他低头捡起碎片时，朱丽娅和我隔著他的头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麽、做什麽才好：他的反应太小题大做了。但自从那回他把盘子摔到餐厅对面的牆上后，之后几个月还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件，让我从认识他以来第一次明白，他心中原来有那麽多愤怒，他每天要多努力去控制这股怒气。

他第一次摔盘子之后，过了几星期又有一次。那是在灯笼屋，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当时是早上，才刚吃过早餐，朱丽娅和我要出门买东西，我去找他，想问他有没有什麽想买的。他在卧室裡，门开了一条缝，我看到他在做什麽之后，基于某个原因就没喊他，也没有走开，只是站在门外悄悄观察。他已经戴上一边的义肢，正要戴上另一边，我从来没看过他没戴义肢的样子。然后我看著他的左腿伸进托架内，把弹性袜套拉起来套住膝盖和大腿，再将裤管拉下盖住。你也知道，这些义肢上的脚仿造了脚趾和脚跟的形状，我看著他穿上袜子，接著穿鞋。他吸了一口气站起来，我看著他走了一步，再一步。但就连我都看得出哪裡不大对劲，那些义肢还是太大，而他依旧太瘦。我还来不及喊他，他就失去平衡往前摔在床上，有好一会儿都没动。

然后他伸手脱掉义肢，先脱一边，再脱另一边。有那麽片刻，那两根还穿著袜子和鞋子的义肢看起来就像他的真腿，他彷彿硬是扯断了自己的小腿，我还半期待地会看到一道血喷出来。结果他只是拿起一根义肢朝床上打，打了又打，用力得发出闷哼，再把义肢摔在地上，坐在床沿，脸埋进双手，手肘撑在大腿上，无声地前后摇晃著。「拜託，」我听到他说，「拜託。」但接著他什麽都没再说，我很羞愧地静静溜掉，回到我们的卧室，模仿他的姿势坐在床边，等待著我不知道的状况。

那几个月，我常常想著自己尝试在做的事情，想到要让一个不想活的人继续活下去有多困难。首先你得尝试讲道理（你有那麽多值得活下去的理由），然后尝试利用罪恶感（你欠我），再尝试用愤怒、威胁、恳求（我老了；不要这样对待一个老人）。但接著，一旦他同意，你这个哄骗的人必然会进入自我欺骗的状态，因为你看得出他很吃力，他多麽不想活下去，光是存在这件事都让他耗尽心力，于是你每天就得告诉自己：我做的是正确的。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是违背自然法则及爱的法则的。你会利用每个快乐的时刻，抓紧它们当成证据，看到没？这就是人生为什麽值得活，这就是为什麽我一直逼他尝试，即使那一刻无法抵消其他大部分的时刻。你会想，就像我以前对雅各布的想法，子女是要用来做什麽？是要抚慰我吗？还是我抚慰的对象？如果抚慰对你的子女再也没有用，那麽我的责任是不是允许他离开？然后你会再想：可是那太恶劣了，我做不到。

所以我还是继续尝试，那是当然。我试了又试。但每个月我都可以感觉到他越退越远。不太是外貌的关係；到了十一月，他恢复到原来的体重，总之是理想体重的最低标准，而且气色从来没有那麽好过。不过他变得安静了许多，虽然他向来很安静，但现在他很少讲话。我们在一起时，我有时会看到他盯著某个我看不到的东西，脑袋轻轻一扯，像马在抽动耳朵似的，然后又回过神来。

有个星期四，我们照例一起吃晚餐，我看到他脸上和脖子上有瘀青，彷彿他傍晚站在一栋建筑物旁边，太阳照射的阴影落在他身上。那些瘀青是深红褐色的，像乾掉的血，我看了猛吸一口气。「发生什麽事？」我问。「我摔倒了，」他只说，「别担心。」我当然还是会担心。下回我看到他时又有瘀青，就设法抓著他问个清楚。「告诉我。」我说，但是他挣脱了。「没什麽好说的。」他说。我至今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是他自己弄的吗？还是他让别人对他这样？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糟。我不知道该怎麽办。

他想念你。我也想念你。我们全都很想念你。我想你应该要知道，我想念你不光是因为你让他更好，我想念你是因为你。我想念看著你做喜欢的事情时得到的那种愉悦，无论是吃东西或追著网球跑或跳进游泳池裡。我想念跟你谈话，想念看著你在一个房间裡走动，想念看著你倒在草皮上被劳伦斯的一群孙子孙女压著，假装你被他们压得起不来（同一天，劳伦斯年纪最小的孙女，暗恋你的那个，曾把蒲公英绑在一起做了手环送给你。你谢谢她，戴在手上一整天，那天她每回看到你手腕上的手环，就衝向她父亲，把脸埋在他背部——这个我也想念）。但我最想念的，就是看著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想念看到你望著他，他望著你；我想念你们对彼此那麽体贴，想念你和他在一起时那种出自直觉、诚挚的关爱；我想念看著你们倾听对方说话，两人都那麽专注。杰比的那幅画作《威廉听裘德说故事》太真实了，那表情太准确了。还没看到画名，我就知道画中的你在听他讲话。

而且我也不希望你以为你走了之后，我们没有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日子。当然是减少了，比较难出现，比较难引发，但还是有的。从义大利回纽约后，我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专题研讨课，兼收法学院学生和所有研究生。那门课叫「法律的哲学，哲学的法律」，由我跟一个老朋友合作授课。我们讨论法律的公平性、司法系统的道德基础，以及有时法律会如何牴触我们国家的道德观。教室就在锥蒙大楼241室，过了这麽多年以后！下午，我会跟朋友碰面。朱丽娅去上裸体素描课。另外我们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当义工，专门协助其他国家（苏丹、阿富汗、尼泊尔）的专业人员（医生、律师、教师）在各自的领域找到新工作，即使这些工作跟他们之前在本国做的只略微相关：护士变成医疗助理，法官变成法律助理；其中我帮过的几个人后来去读法学院，我碰到他们时，就会聊聊他们现在学的，以及美国的某些法律跟他们原先所知的有多麽不同。

「我想我们应该一起做一个项目计划。」那个秋天我告诉他（他还在那个艺术家非营利组织做公益服务，我后来也去当义工，发现那个组织比我原先想的更令人感动。我原本以为那只是一群没有才华的文人想要创作，但显然永远不会成功。儘管事实上的确是如此，但我发现自己跟他一样，都很佩服这些艺术家，佩服他们的坚持，他们傻气、勇敢的信念。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劝阻他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不要当个艺术家）。

「比方说？」他说。

「你可以教我做菜。」我告诉他，他用那种表情看了我一眼，就是要笑不笑、觉得很乐还不想表现出来的表情。「我是说真的。真正做点菜，让我多学六七道料理。」

于是我们开始了。每个星期六下午，他工作完，或是拜访过吕西安和欧文夫妇，我们就开车到加里森，有时只有我们两人，有时还有理查德和印蒂亚、杰比或某个亨利·杨和他们的太太，星期天我们就会做菜。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的毛病又暴露出来，那就是缺乏耐性，根本无法接受无聊。煮菜时，我会跑去找别的东西来读，忘了我的义大利炖饭，结果烧成一堆烂糊，或者我会忘记把橄榄油裡的胡萝卜翻面，回来就发现烧焦了（看来烹饪很多部分是要轻拍、要泡、要观察、轻抛、转动、抚慰，这种种要求总让我联想到人类的婴儿期）。我的另一个毛病，他告诉我，就是坚持创新，这在烘焙中显然是失败的保证。「哈罗德，这是化学，不是哲学，」他总是这麽说，同样是那个半笑的表情，「你不能不遵守特定的分量，还希望做出该有的样子。」

「说不定烤出来会更好啊。」我说，主要是为了逗他，只要觉得有可能让他开心一点，我总是乐于扮演傻瓜。于是他笑了，真的笑了。「不会的。」他说。

但终于，我真的学会了一些东西：我学会如何烤鸡、煮水蒸蛋、炙烤比目鱼。我学会做胡萝卜蛋糕，还有一种加很多不同坚果的麵包，就是他以前在剑桥市打工的那家麵包店卖的，我常常去买，只是他的版本非常不可思议，有好几个星期，我烤了一条又一条这种麵包。「好极了，哈罗德，」有一天他嚐了一片说，「看到没，等到你一百岁，就可以自己做菜了。」

「什麽意思？自己做菜？」我问他，「你得替我做菜才行。」他听了对我露出微笑，一种哀伤、奇怪的微笑，什麽都没说。我赶紧改变话题，免得他说出一些话，我还得假装没听到。我总是试著影射未来，拟出几年后的计划，这样他一答应要做，我就可以逼他守住承诺。但他很小心，从来没答应过。

「我们应该去上个音乐课，你跟我。」我告诉他，其实只是顺口说说，没有什麽具体的想法。

他淡淡微笑。「或许吧，」他说，「没问题，我们再讨论吧。」顶多就是这样。

每回上完烹饪课，我们就会散步。去纽约州北部的那栋房子时，我们会沿著马尔科姆开出来的那条小径走，经过有回他痛得全身抽搐，我不得不把他留在那裡靠著一棵树的那个点，经过第一张石凳、第二张、第三张。到了第二张石凳，我们总会坐下来休息。他不需要休息，不像以前那样，而且我们走得很慢，所以我也不需要休息。但我们总是仪式性地停下来，因为从这裡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屋子背面，你还记得吗？马尔科姆当初砍掉这边的几棵树，于是石凳正好面对著房子，而如果你在屋后的露台，也正对著那张石凳。「这个房子太美了。」我总是这麽说，而且我总是希望他听得出我以他为荣：因为他打造的这栋房子，还有他在屋裡打造的生活。

我们从义大利回来大约一个月后，有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他跟我说：「你想他当初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讲得好小声，我还以为是自己想像出来的，但接著他两眼看著我，于是我知道那句话不是我的幻想。

「他当然快乐，」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很快乐。」

他摇摇头。「有好多事我都没做。」最后他说。

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麽意思，反正我不会改变想法。「无论什麽事，我知道那都不重要。」我告诉他，「我知道他跟你在一起很快乐。他告诉过我的。」然后他望著我。「我知道的。」我重複说，「我知道的。」（你其实从来没有明确告诉过我，但我知道你会原谅我；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会希望我这麽说。）

又有一回，我们坐在这张石凳上时，他说：「娄曼医生认为我该告诉你一些事情。」

「什麽事情？」我问，很小心不要看他。

「有关我是什麽，」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下，「我是什麽人。」他修正了。

「唔，」我终于说，「那很好，我想更瞭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