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利斯本纳街（2/2）

他微笑了。「听起来好奇怪，不是吗？」他问，「『更瞭解你。』我们认识到现在这麽久了。」

在这些对话中，我总有一个感觉，也许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其实有一个不正确的答案。他听了就再也不会说出任何事情了，所以我一直设法推测不正确的答案可能是什麽，然后绝对不要说出来。

「没错，」我说，「但我一直想要更瞭解你，想知道有关你的事。」

他很快看了我一眼，目光又转回去看房子。「唔，」他说，「也许我会试试看。也许我会写下来。」

「这样很好。」我说，「看你什麽时候准备好。」

「可能要花一阵子。」他说。

「没关係，」我说，「花多少时间都无所谓。」写很久是好事，我心想：这表示他得花好几年搞清楚自己要说什麽。儘管这几年对他而言很困难、很折磨，但至少他还会活著。这是我当时所想的：我宁可要他活著受苦，也不希望他死掉。

但到头来，他根本没花多少时间。那是二月，大约就是我们介入、把他强制送去住院的一年后。如果他的体重可以保持到五月，我们就会停止监控他，他也可以决定不再去娄曼医生那裡，虽然安迪和我都觉得他应该继续去看娄曼医生。不过之后就不能由我们做主了。那个星期天，我们待在纽约市区。在格林街上完烹饪课之后（做了芦笋和洋蓟的法式蔬菜冻），我们出门散步。

那天很冷，但是没颳风。我们沿著格林街往南，直到那条路变成教堂街，又继续往南走，走过翠贝卡区，走过华尔街，几乎要走到曼哈顿岛的最南端，停下来看著微微起伏的灰色河水。然后我们回头往北走，沿著同样一条路：三一街接教堂街，教堂街接格林街。他一整天都很安静，平静而沉默，我聊著我当义工那个职业介绍所的一个中年人，比他大一岁左右，是名医生，正在申请就读美国的医学院。

「真是了不起，」他说，「要重新开始很困难。」

「没错，」我说，「但是你也重新开始了，裘德。你也很了不起。」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别开目光。「我是认真的。」我说。我想起他自杀未遂出院后大约一年，他跟我们去了特鲁罗。那天我们也出去散步。「我要你告诉我三件事，是你觉得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我们坐在沙滩上，我这样对他说。他发出一个厌倦的吐气声：两颊鼓满气、再一口吹出来。

「现在不要，哈罗德，」他说。

「别这样嘛，」我说，「说出三件你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事，然后我就不烦你了。」但他想了又想，什麽都想不出来。看他不吭声，我也开始著急。「那就讲三件你做得不错的事。」我修改一下，「或是你对自己满意的三件事。」修改到这个时候，我几乎在乞求了。「任何事情，」我告诉他，「什麽都行。」

「我长得高，」他终于说，「总之算高吧。」

「长得高是好事。」我说，虽然我希望是别的，有关性格的。不过我决定接受这个回答。就连这个，他都花了那麽多时间才想出来。「还有两个。」但他再也想不出来了。我看得出他懊恼又难为情，最后我终于算了。

这会儿，当我们走过翠贝卡区时，他漫不经心地提起，事务所裡问他是否愿意接任主席。

「老天，」我说，「太棒了，裘德。老天。恭喜啊。」

他点了一下头。「但我不会接。」他说。我大吃一惊。在他为那个他妈的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付出这麽多，花了那麽多个小时、那麽多年之后，他居然不接任主席？他看著我。「我以为你会很高兴的。」他说，我摇摇头。

「不，」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从这份工作中得到多少满足感。我不希望你觉得我不认同你、不以你为荣。」他什麽都没说。「你为什麽不接呢？」我问他，「你会做得很好的，你天生是这块料。」

他皱了一下脸（我不确定为什麽），然后别开头。「不了。」他说，「我不认为我会接。据我所知，找上我的这个决定其实也有些争议。何况……」他说到一半停下来。不知怎的，我们已经停下来了，好像讲话和走路这两个活动不能并存，我们就在这冷天中站了一会儿。「何况，」他继续说，「我想我再过一年就会辞职了。」他看著我，彷彿在等我的反应，然后他抬头看著天空，「我想或许我会去旅行。」他说，但他的声音空洞、毫无喜悦，好像他要被徵召、派驻到一个他不太想去的遥远地方。「我可以离开。」他说，几乎是自言自语，「有好多地方我该去看看。」

我不知道要说什麽，只是一直瞪著他。「我可以跟你去。」我低声说，他回过神来看著我。

「没错。」他说，一副宣告的口吻让我安心了，「没错，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或者你们两个可以跟我约在某些地方会合。」

我们又往前走。「我不想太耽误你当世界旅人的第二人生。」我说，「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再考虑一下罗森·普理查德提议的职位。或许做个几年，然后搭私人喷射机到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莫桑比克，或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我知道如果他接受了主席职位，就不会自杀了；他太有责任感了，不可能留下没完成的摊子给别人收拾。「好吗？」我鼓励他。

他笑了，那种熟悉、开朗、美丽的微笑。「好吧，哈罗德，」他说，「我保证我会再考虑。」

我们离家只剩几个街区了，我才发现我们刚好走到利斯本纳街。「啊老天。」我说，想充分利用他的好心情，让我们两个都保持高昂的情绪，「来到我所有噩梦的基地了：全世界最丑的公寓。」他大笑起来，我们右转离开教堂街，沿著利斯本纳街走了半个街区，直到站在你们以前那栋公寓大楼前。有好一会儿，我一直大声抱怨著这个地方，讲个不停，说这裡有多恐怖，为了效果夸张又渲染，好听他大笑抗议。「我老担心会发生火灾，把你们那户烧光光，害得你们两个被烧死。」我说，「我还梦到自己接到急救人员的电话，说他们发现你们两个被一堆老鼠咬死。」

「没有那麽糟糕啦，哈罗德，」他微笑，「其实呢，这个地方有我非常珍爱的回忆。」他的心情又转变了，我们站在那裡，瞪著那栋大楼，想到你，想到他，还从这一刻往前推、直到我认识他的那一刻。当时他那麽年轻，年轻得不得了，只是我众多学生之一，超级聪明，脑子灵光，但也就如此而已。我绝对想像不到他有一天会变得对我这麽重要。

然后他也想让我开心一点，我们都在为对方表演。他说：「我跟你说过那回我们从屋顶跳下来，跳到卧室外头的防火梯上吗？」

「什麽？」我问，真的吓到了，「没有，你没说过。要是说过的话，我想我会记得的。」

儘管我从没想到他会变得对我这麽重要，但我知道他会怎麽离开我：就算我一再希望、一再恳求、一再暗示，还有威胁和异想天开，但我就是知道。五个月后，六月十二日（不是什麽特殊的週年纪念日，就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日子），他离开了。我的电话响起，时间不是晚得离谱，事后回想起来也看不出任何预兆，但当时我知道，我就是知道。电话另一头是杰比，他呼吸不稳，非常急促，而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他死于53岁，离满53岁还不到两个月。他把空气注射到动脉裡，让自己中风。虽然安迪跟我说他应该死得非常快，没有痛苦，但我后来上网查，发现安迪没跟我说实话：那表示他用一根针头粗得像蜂鸟喙的注射针，朝自己扎了至少两次，而且会痛苦不堪。

最后我终于去了他那间公寓，裡头很整洁，他的书房裡堆著一箱箱东西，冰箱被清空了，他的遗嘱和留下的信件叠放在餐厅的桌上，像是婚礼的座位卡。理查德、杰比、安迪，你和他所有的老朋友都陆续赶来。我们走来走去，彼此招呼、交谈，震惊却又不是那麽震惊，只惊讶我们居然会这麽惊讶、这麽难过、这麽挫败，尤其是这麽无助。我们漏掉了什麽吗？我们可以做什麽改变这个结果吗？他的葬礼来了好多人，有他的朋友、你的朋友和这些朋友的父母及家人，有他的法学院同学，有他的客户，有那个非营利艺术团体的员工和赞助人，有那个慈善厨房的委员会成员，有一大堆罗森·普理查德律师事务所过去跟现任员工。梅瑞迪丝也带著几乎完全糊涂的吕西安过来（残酷的是，他还活到现在，不过已经住进康乃狄克州的一家老人院），还有我们的朋友，以及我没想到的一些人，像基特、埃米尔、菲丽帕和罗宾。葬礼过后，安迪过来找我，哭著坦承，他觉得事情真正不对劲，是从他告诉他自己准备退休开始的，说都是他的错。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安迪打算退休，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安慰他，说不是他的错，完全不是，说他一直对他很好，而我一直信任他。

「至少威廉不在了，」我们彼此安慰，「至少威廉不会看到这个。」

当然——如果你还在的话，他不也还会活著？

我没办法说我没想到他会死，但我可以说，当时有太多我没想到的事情，一点都没想到。我没想到安迪会在三年后死于心脏病发，也没想到过了两年，理查德会死于脑肿瘤。你们都那麽年轻就死了：你、马尔科姆、他。伊利亚是60岁中风过世；西提任也是60岁，死于肺炎。到最后只剩下杰比，加里森的房子留给了他，现在我们还常见面——在加里森、纽约市区或剑桥市。杰比现在有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是个很好的人，叫托马斯，是苏富比拍卖公司的日本中世纪美术专家，我们非常喜欢他；我知道你和他也会非常喜欢他的。我当然为自己、为我们夫妻难过，但我最常为杰比感到难过。他失去了你们三个，只剩他自己面对老年的开始，他当然有新朋友，但大多数成年前认识的朋友都没了。至少我是在他22岁认识他的；或许中间有时疏远，但那些疏远的年代，我们都不去算了。

现在杰比61岁，我84岁了。而他已经过世六年，你也过世九年了。杰比最近的一次个展名叫「裘德，孤单」，裡头有十五件画作，只画了他，描绘杰比想像中、你死后那段时间的一些时刻：在那近三年裡，他设法在没有你的世界撑下去。我试过了，但我实在没办法看那些作品；我试了又试，但就是没办法。

还有其他事情是我原先没想到的。他当初猜得没错，我们搬到纽约完全是为了他，所以处理完他的遗产后（理查德是他的遗嘱执行人，我也帮了忙），我们就搬回剑桥市的家，离我们的老友近一点。之前我做了太多整理和分类的工作——我和理查德、杰比、安迪一起处理了他所有的私人文件（并不多）和衣服（看著他的西装越来越窄，真是让人心碎），还有你的衣服；我们一起看过你在灯笼屋的档案，花了很多天，因为我们总是停下来哭或大喊或传阅一张我们没人看过的照片。等我们回到剑桥市的家，整理东西成了一种本能。有个星期六，我坐下来清理书柜，这个计划一开始充满野心，但很快我就失去了兴趣。此时我发现了一个信封，塞在两本书之间，上头是他的笔迹，写著我们夫妻各自的名字。我打开我的信封，心跳加速，然后看到我的名字——亲爱的哈罗德。阅读他二十几年前在收养那天写的短笺，我哭了，其实是啜泣。然后我把那张光碟放进电脑裡，听著他的声音。光是听到那麽美的声音，我无论如何就会哭了，但我主要是因为听到他的声音而哭。后来朱丽娅回家看到我，也读了她的那张短笺，我们又哭了一次。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才打开他放在格林街公寓餐桌上留给我们夫妻的那封信。之前我实在没办法鼓起勇气；其实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受得了。但我还是打开来读。那封信有八页，是打字机打印的，那是一份告解：有关卢克修士，有关特雷勒医生，还有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们花了好几天才看完。虽然他写得很简略，但同时也漫长得彷彿永无止境，我们不时得放下来离开，然后彼此打气——准备好了吗？坐下来再看一点。

「对不起，」他写道，「请原谅我。我从来无意欺瞒你们。」

关于那封信，我至今还是不知道要说些什麽，还是无法去想。所有关于他是什麽样的人、为什麽，现在都有了答案，而那些答案只会折磨人罢了。他死时孤单得远超过我所能想像的；他死时还觉得该向我道歉，这是最糟糕的；儘管你、我、我们所有爱他的人多年来这麽努力，他死时依然固执地相信他小时候被教导的、关于他的一切，这一点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失败了，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失败了。此时是我最经常找你讲话的时候，我会在深夜下楼，站在《威廉听裘德说故事》面前，这幅画现在挂在我们餐桌旁的牆上。「威廉，」我问你，「你的感觉跟我一样吗？你认为他跟我在一起快乐吗？」他有资格得到快乐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但他实在有资格得到快乐。可是你只是微笑，不是对著我，而是掠过我，从不回答。此时，我真希望自己相信死后会有某种生活，相信在另一个宇宙裡，或许是个小小的红色星球，那裡的人没有双腿，只有尾巴，大家都像海豹一样在大气中划著水，那裡的空气就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养分，含有无数蛋白质和糖的分子，我们只要张开嘴巴吸入，就可以健康地生存下去，或许你们两个就在那裡团聚，在那裡漂浮著。也或许他离我更近：或许他是最近开始坐在我邻居房子外头的那隻灰猫，我一朝它伸手，它就发出满足的呼噜声。或许他是我另一个邻居最近新养的那隻幼犬，在牵绳的一端拉扯著；或许他是我几个月前看到、跑过广场的那个学步小孩，他父母气呼呼地追在后头，他则兴奋地尖叫；或许他是我早以为枯死的那丛杜鹃裡忽然绽放出来的那朵花；或许他是那朵云、那道海浪、那场大雨、那阵薄雾。重要的不光是他死了，也不光是他的死法，而是他至死仍然相信的。于是我设法对我见到的万事万物心怀善意，而在我看到的每件事物中，我都看见了他。

但回到当时，我们站在利斯本纳街那天，有太多事情我还不明白。当时，我们只是站在那裡，抬头看著那栋红砖楼房，我假装我从来不必替他担心，他也让我假装，包括他可能做出的种种危险行径，他可能让我心碎的种种方式，那些都过去了，都成了故事的材料；过去的时光虽然可怕，但眼前的岁月并不可怕。

「你们从屋顶跳下来？」我又问了一次。「你们到底为什麽要做这种事？」

「这是个很棒的故事，」他说，甚至朝我咧嘴笑了，「我会告诉你的。」

「说吧。」我说。

然后，他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