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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计划听上去很棒，玛乔丽，”我说，“当然了，我对自己的人生从来没有规划，所以我也说不好。但听上去好像你把一切都想明白了。”

“你从来没有规划 吗？”玛乔丽惊恐地抬头看着我，“那你是怎么过日子 的？”

“天呐，玛乔丽——你的口气跟我母亲一模一样！”

“哎，如果你不能规划自己的人生，薇薇安，那总得有人 给你当妈！”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别教训我了，小屁孩。我这岁数都能给你当保姆了。”

“切！我父母才不会把我交给你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呢。”

“好吧，在这方面你父母大概是对的。”

“我逗你呢，”她说，“你是知道的，对吧？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你。”

“真的吗？ 你一直很喜欢我，是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上初二的时候开始吗？”

“嘿，再给我一根烟，行吗？”她问，“我留着一会儿再抽？”

“我不该给你的，”我说，但我还是递给了她几根，“别让你母亲知道是我给你的就行了。”

“什么时候还需要让我父母知道我在做什么了？”这个奇奇怪怪的小青年问。她把烟藏在了她那件巨大的皮衣的褶皱里，然后冲我眨了眨眼。“跟我说说你今天是来找什么样戏服的吧，薇薇安。你需要什么，我就去给你搞到什么。”

现在的纽约跟我第一次来时比已经变样了。

轻浮已死——除非是有用的、爱国的轻浮，比如在台口餐厅跟士兵和水手跳舞。这座城市被严肃压得沉甸甸的。每一刻，我们都觉得会遭遇袭击或被侵略——确信德国人会把我们轰成炮灰，就像他们对伦敦做的那样。会有强制停电。有几个晚上，当局甚至关掉了时代广场上所有的灯，于是不夜街就变成了黑黢黢的一块——在夜空下闪着纯黑色的光，像一片水银一样。每个人都穿着制服，或随时准备着效力。我们赫伯特先生自愿报名当起了防空队员，晚上他就戴着城市派发的官方白头盔和红袖箍在我们的街区里晃荡。（在他往门外走的时候，佩格会说：“亲爱的希特勒先生：在赫伯特先生通知完所有邻居之前，请不要炸我们。此致敬礼，佩佩·布尔。”）

关于战争岁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压倒一切的粗糙感 。身处纽约的我们不像世界各地的广大人民一样受了那么大的罪，但再也没有什么有质感 的东西了——没有黄油，没有高价肉，没有上等化妆品，没有从欧洲传来的时尚品。没有什么东西是柔软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精美的。战争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巨人，需要我们贡献一切——不只是我们的时间和努力，还有我们的食用油、我们的橡胶、我们的金属、我们的纸张、我们的煤矿。我们只剩下一些废料可用了。我用小苏打刷牙。我是如此精心地呵护着我的最后一双尼龙长筒袜，你甚至会以为它是早产婴儿。（一九四三年年中，在这双尼龙长筒袜终于寿终正寝之后，我放弃了，改成时刻穿长裤了。）我太忙了，而且洗发水太难买，于是我剪短头发了（我必须承认，这跟艾德娜·帕克·沃森那头时髦的小短发特别像），而且没有再留过长发。

在战争年月，我终于成了地地道道的纽约客。我终于认清了城里的路。我开了个银行账户，还拥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借阅卡。现在我有了最中意的鞋匠（我需要一个鞋匠，因为皮革是有配给的），还有了自己的牙医。我跟造船厂的同事们成了朋友，下班之后我们会一起到坎伯兰餐厅吃饭。（饭后格申先生会说：“伙计们，咱们平摊一下吧。”这时，我对自己能跟大家一起凑单感到很自豪。）也是在战争年月，我学会了如何一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酒吧里或餐厅里。对于很多女性来说，这件事难到让人费解，但最后我还是驾驭了它。（诀窍在于要随身带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并且要求坐在离窗户最近的最佳位置上，然后一坐下就把喝的点好。）熟练之后，我发现只身一人在安静的餐厅里靠窗吃饭，是人生中最大的私密乐趣之一。

我花三美元从地狱厨房的一个孩子那里给自己买了辆自行车。我置办的这个东西极大地开拓了我的世界。我发现，能够自由地移动就是一切。万一我们被袭击，我想确保自己能快速地逃离纽约。我骑着这辆自行车满城转悠——用它来跑腿很便宜，而且效率很高——但在我脑海深处的某个地方，我相信如果有必要的话，我骑车的速度能比德国空军还快。这给我带来了一些安全的幻觉。

我成了广袤都市空间的探索者。我在城市中大范围地徘徊，而且是在非常奇怪的时间点。我尤其喜欢在夜里四处溜达，透过窗户一瞥陌生人的生活。大家吃晚饭的时间这么不一样，工作的时间也这么不一样。每个人的年龄都不一样，种族也不一样。有的人在休息，有的人在干活，有的只身一人，而有的则在和一群闹哄哄的人庆祝着什么。在这些场景中穿梭从来不会让我觉得乏味。我喜欢成为茫茫人海中一颗人类小水滴的感觉。

年轻一些的时候，我想待在纽约所有喧嚣的正中心，但我慢慢意识到，正中心是不 存在的。中心无处不在——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是中心。这是一座有着无数个中心的城市。

不知怎的，明白这一点后，这座城市反而更有魔力了。

战争期间我没有追求过任何男人。

一方面，他们很稀缺——大家差不多都在国外。另一方面，我不想拈花惹草。严肃与牺牲的新精神笼罩在纽约上空，为了与它保持一致，我在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间或多或少收起了自己的性欲——就像你在出去度假的时候，会用罩子把好家具罩上一样。（只不过我不是去度假了，我全是在工作。）很快，我就习惯了在没有男士陪同的情况下在城里转悠。我忘了如果你是个好姑娘，晚上出行的时候应该挽着男伴的胳膊。这条规矩如今看起来已经过时了，而且也无法执行。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男人，安吉拉。

没有那么多胳膊。

一九四四年年初的某个下午，我骑着自行车从中城区穿过时，看到我的前男友安东尼·罗切拉从一家电玩城里走了出来。看到他的脸让我有些震惊，但我早该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撞见他的。任何一位纽约客都会告诉你，到头来你会在这座城市的人行道上撞见所有人 的。正因如此，纽约是一座特别不适合树敌的城市。

安东尼跟以前一模一样。头发上抹了油，嘴里嚼着口香糖，脸上挂着狂傲的微笑。他没穿制服，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健康男性来说，这很不寻常。他一定是耍滑头逃过了兵役（当然了）。他跟一个姑娘在一起——矮矮的，金发碧眼，很可爱。看到他之后，我的心快速地跳了个伦巴。这么多年以来，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让我强烈地感觉到欲望的男人——但当然了，这样才讲得通。我在离他一米多远的地方刺啦一下停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他。我心里的某个东西希望他能看到我。但他没有。或者他看到了我，但没认出我。（我留着短发、穿着裤装，看上去再也不像他之前认识的那个姑娘了。）当然，最后一种可能性是他认出了我，但选择了无视我。

那天晚上，我孤独得要命。我无比渴望着性——我不会在这件事上撒谎。不过我自己解决了。谢天谢地，我学会了如何做这件事（每个女人都应该学学如何做这件事）。

至于安东尼，我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再听到他的名字。沃尔特·温切尔曾预言这个孩子会成为电影明星。但他一直没有成功。

谁知道呢。也许他根本就懒得去试。

不过就是几周之后，我们的一个演员邀请我去萨沃伊酒店参加一个慈善活动，为战争孤儿捐款。哈利·詹姆斯大乐团会在现场表演，这挺有诱惑力的，于是我强忍着疲惫去了派对现场。我只待了一小会儿，因为那里的人我谁都不认识，也没有看上去有趣的男人可以一起跳舞。我觉得回家睡觉会更有意思。但就在我往舞厅外走的时候，我径直撞上了艾德娜·帕克·沃森。

“不好意思。”我嘟囔了一句——但下一秒，我的脑子就预料到这个人是她 。

我忘了她住在萨沃伊酒店。如果我记得，那晚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她抬起头，迎上了我的目光。她穿了一件浅棕色的华达呢外套，搭了一条别致的橘黄色小连衣裙，肩上随意披了一条灰色的兔毛披肩。她看上去和以往一样完美无瑕。

“你别不好意思。”说着她露出了一抹礼貌的微笑。

这下我就不能假装自己没被认出来了，她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是谁。我对艾德娜的脸足够熟悉，能够捕捉到她牢不可破的平静面具下那抹迅速闪过的不安。

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有缘再见，我要对她说些什么。但现在我能做的只是叫一声“艾德娜”，然后伸手去够她的胳膊。

“非常抱歉，”她说，“但我不觉得我认识你。”

说完她就走开了。

年轻的时候，安吉拉，我们可能会以为时间会抚平一切伤痕，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被这种错觉坑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知道了下面这个悲哀的事实：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复原的，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改正的——时间的流逝不行，我们再怎么诚恳地祈愿也不行。

从我的经验来看，这是所有教训中最难的一个。

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都会拖着由秘密、耻辱、悲伤和未愈合的旧伤口组成的身躯在这个世界上游走。我们的心因为所有这些伤痕而疼痛不已、扭曲变形——但不知怎的，我们还是能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