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盾牌（1/2）

一月一日的早晨如往常一样来临，打垮了爸爸的精神。他再也不提千年虫。他意志消沉，每天晚上拖着身体从废料场回家，一言不发，表情凝重。他会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视机前，头顶笼罩着一片乌云。

母亲说是时候再去一趟亚利桑那州了。卢克为教会履行任务，所以只有我、理查德和奥黛丽挤进了爸爸修好的那辆旧雪佛兰阿斯特罗面包车。除了前排两个座位，爸爸把其余座位都拆掉，放上一张大号双人床垫，然后爬了上去，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一动未动。

就像多年前一样，亚利桑那州的太阳又让爸爸复苏了。他躺在门廊外坚硬的水泥地面上，汲取着阳光，我们其他人则看书或看电视。几天后他的情况开始好转，我们便为他和奶奶晚上的争吵做好了准备。最近奶奶经常去看医生，因为她患了骨髓癌。

“那些医生会更快地要了你的命。”一天晚上，奶奶就诊归来时爸爸说。奶奶拒绝停止化疗，但她确实也向母亲讨要过草药疗法。母亲带了一些草药来，希望奶奶向她求助，奶奶也试过——用红黏土泡脚，喝苦涩的欧芹茶，还有马尾和绣球花酊剂。

“这些草药不会发挥作用的，”爸爸说，“草本植物信则灵。你不能既信医生，又求上帝医治。”

奶奶一言不发。她刚喝了欧芹茶。

我记得我看着奶奶，寻找她身体衰弱的迹象。我看不出任何迹象。她还是那个硬朗的、不屈不挠的女人。

这次旅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了，只留下一些大致印象——母亲为奶奶实施肌肉测试疗法，奶奶静静地听爸爸的长篇大论，爸爸在干热的天气里摊开四肢躺着。

我在后门廊的吊床里，在沙漠落日的余晖中懒洋洋地摇晃着。奥黛丽出现了，说爸爸要我们去拿东西，我们要走了。奶奶感到难以置信。“忘了上次发生什么事了？”她喊道，“你们还要晚上开车？碰上暴风雪怎么办？”爸爸说我们会战胜暴风雪。我们把行李装到面包车上的时候，奶奶边踱步边咒骂。她说爸爸一点该死的教训都没学到。

理查德先开了六个小时的车。我和爸爸、奥黛丽一起躺在后面的床垫上。

那是凌晨三点，我们正从南往北穿越犹他州，天气突变，沙漠的干燥寒冷变为高山的寒风刺骨。道路冰封。雪花像小虫子一样拍打着挡风玻璃，一开始只有几片，一会儿便密到道路都看不清了。我们向暴风雪中心前进。面包车打滑、颠簸。狂风乱作，窗外一片白雪茫茫。理查德靠边停车。他说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爸爸接管方向盘，理查德坐到副驾驶座，母亲爬上床垫，躺在我和奥黛丽身旁。爸爸把车开上高速公路，紧急加速，仿佛要证明什么，直到车速达到理查德开的两倍。

“我们不该慢一点开吗？”母亲问道。

爸爸笑着说：“我开得再快，也赶不上我们的天使飞得快。”面包车仍在加速。时速达到五十英里，然后是六十英里。

理查德紧张地坐着，紧握扶手，每次轮胎打滑，他的指关节都白了。母亲侧身躺着，脸紧贴我的脸，每次面包车摆尾行驶都倒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直到爸爸调整好车开回车道。她太紧绷了，我觉得她可能会散架。我的身体随着她紧张起来；我们一起做好了一百次撞击的准备。

面包车终于偏离道路时，大家反倒松了一口气。

我在黑暗中醒来。有什么冰冷的东西沿着我的背流下来。我们掉进了湖里！ 我心想。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是床垫。我想把它踢开，但没成功，于是我就在它下面爬行，双手和膝盖压在翻过来的车顶上。我来到一扇破碎的车窗前。外面是茫茫白雪。接着我明白了：我们是在一片田野中，不是在湖里面。我爬出破碎的车窗，摇摇晃晃站起来，但似乎无法保持平衡。我环顾四周，可一个人影也没有。面包车是空的。我的家人不见了。

我绕着残骸转了两圈，才发现远处小山丘上爸爸弯腰驼背的身影。我喊他，他在喊其他人，他们都四散在田野中。爸爸穿过雪堆朝我走来，当他走进一束破碎的车头灯的光线中，我看见他前臂有一道六英寸的口子，鲜血在雪地上划出痕迹。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床垫下面昏迷了好几分钟。他们喊过我的名字。我没有反应，他们便以为我一定是从破碎的车窗甩了出去，于是分头去找我。

大家都回到失事地点，尴尬地站在周围，浑身哆嗦，不是出于寒冷就是出于惊吓。我们没看爸爸，不想指责他。

警察来了，接着又来了一辆救护车。我不知道是谁叫的他们。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昏了过去——我害怕他们将我送进医院。我紧挨理查德坐在警车里，身上裹着一条反光的毯子，和我“上山应急包”里的那条一样。我们听着收音机，而警察询问爸爸为什么面包车没上保险，为什么他把座椅和安全带都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