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安息日为圣日（1/2）

元旦那天，母亲开车送我去往新生活。我没带多少东西：一打自制桃罐头、床上用品、一塑料袋衣服。车子沿州际高速公路疾驰而下时，我望着支离破碎的风景，贝尔河山脉连绵起伏的黑色群峰逐渐被棱角分明的落基山脉所取代。大学坐落在瓦萨奇山脉的中心地带，那里的白色山峦拔地而起。它们很美，但在我看来，它们的美丽咄咄逼人，令人生畏。

我的公寓位于校园南部一英里处，有一间厨房、一间起居室和三间小卧室。同住的女生——我知道会是女生，因为杨百翰大学的所有公寓都按性别划分——度圣诞假尚未返回。我从车里拿出全部家当仅用了几分钟。我和母亲在厨房局促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她与我拥抱道别，开车离去。

我独自一人在安静的公寓里待了三天。不过它并不安静。没有一个地方 是安静的。我从未在一座城市里待过几个小时，我发现自己无力抵御不断袭来的奇怪噪音。人行道信号的吱喳声，警笛的尖叫声，气闸的嘶嘶声，甚至漫步在人行道上的行人的闲聊声——每一个声响都逃不过我的耳朵。我的耳朵，习惯了山间的寂静，被这些声音折磨得痛苦不堪。

第一个室友到来时，我正困得要命。她叫香农，在街对面的美容学校上学。她穿着粉色长绒睡裤和白色紧身吊带背心。我盯着她赤裸的肩膀。我见过这样穿着的女人——爸爸称之为“异教徒”——我总是远离她们，好像她们的不道德行为会传染似的。现在我的公寓里就有一个。

香农明显很失望地打量着我，看着我宽松的法兰绒外套和大号男式牛仔裤。“你多大了？”她问。

“我是新生。”我说。我不想承认我只有十七岁，这个年纪应该上高中，刚读完高二。

香农走到水池边，我看见她的屁股上印着“多汁” [1] 。这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退回自己房间，嘟囔着说我要睡觉了。

“好主意，”她说，“礼拜很早。我总是迟到。”

“你 也去教堂吗？”

“当然了，”她说，“你不去吗？”

“我当然去。但是你，你真的去吗？”

她盯着我，咬着嘴唇，然后说：“教堂礼拜八点开始。晚安！”

我关上卧室房门，脑子飞快旋转。她 怎么可能是摩门教徒呢？

爸爸说到处都是异教徒——大多数摩门教徒也是异教徒，只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想到香农的背心和睡裤，我突然间意识到也许杨百翰大学的每个人都是异教徒。

第二天我的另一个室友到了。她叫玛丽，是大三学生，主修儿童早期教育。她穿着一条碎花及地长裙，与我所期待的摩门教徒的礼拜日穿着一样。她的衣服对我来说就像某种暗号，暗示她不是一个异教徒，有几个小时我觉得不那么孤独了。

直到那天晚上。玛丽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明天要上课了，该去买点东西。”她离开了，一个小时后抱着两大纸袋东西回来了。安息日禁止购物——我在礼拜日从没买过东西，连一块口香糖都没买过——但玛丽随意地拿出鸡蛋、牛奶和意大利面，拒不承认她放在我们公共冰箱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对上帝律令的公然违背。当她取出一罐健怡可乐——父亲曾说这违反了上帝的健康忠告——我又逃回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错上了反方向的公交车。等我换了方向到达时，课程差不多结束了。我局促不安地站在后面，直到教授——一个五官精致的瘦女人——示意我坐到前面唯一一个空座。我坐了下来，感受到每个人投来的目光所形成的压力。这是门关于莎士比亚的课，我选它是因为我听说过莎士比亚，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但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对他一无所知。那只是我听过的一个名字，仅此而已。

下课铃响了，教授朝我走来。“你不属于这里。”她说。

我困惑地盯着她。我当然不属于这里，但她是怎么知道的？我差一点就将整件事坦白交代——我从没上过学，并未达到高中毕业要求——这时她补充了一句：“这门课是为大四学生开的。”

“还有老年人 [2] 的课？”我说。

她翻翻眼珠，好像我在逗她似的。“这里是382教室。你应该去110。”

我走了大半个校园才明白过来她的意思，然后查了查我的课程表，第一次注意到课程名称旁边还有一组数字。

我去了注册处，被告知新生课程全部满员。他们让我每隔几小时上网查看一下，如果有人退课，我就可以选。第一周快结束时，我勉强挤进几门课程，有基础英语入门、美国历史、音乐和宗教，但还被困在一门面向大三学生的西方文明艺术课中。

新生英语课由一位不到三十岁的活泼开朗的女老师讲授，她一直在讲一种叫“论文形式”的东西，并向我们保证，这是我们在高中就已经学过的。

我的下一门课——美国历史——在一个以先知约瑟夫·史密斯命名的大教室上课。我原以为美国历史这门课会很容易，因为爸爸给我们讲过那些开国元勋——我知道所有关于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的事迹。但是教授对这些人几乎只字未提，而是谈论“哲学基础”，以及西塞罗和休谟的作品，这些名字我从未耳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