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吟诵（2/2）

檩条洗干净后，我呼唤肖恩。他举着焊接护罩，从一根工字梁现身。一看到我，他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我们的黑鬼回来了！”他说。

那年夏天我和肖恩一起操纵大剪刀。有一天下午，由于我多次擦拭脸上的汗，等到我们歇工吃晚饭时，我的鼻子和脸颊全黑了。那是肖恩第一次叫我“黑鬼”。我很惊讶，但并不感到陌生。我听爸爸用过这个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知道它的意思。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我完全不理解它的含义。我只在教堂见过一个黑人，是个小女孩，某户人家的养女。爸爸显然不是在说她。

整个夏天肖恩都叫我黑鬼：“黑鬼，去把c形夹钳给我拿来！”或是：“该吃午饭了，黑鬼！”这个称呼从未让我有过片刻的踌躇不安。

接着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进入一所大学，在那里我漫步走进一间礼堂，听了一场关于美国历史的讲座，它让我睁大双眼，思绪万千。讲课的教授是理查德·金伯尔博士，他声音洪亮，引人深思。我对奴隶制略知一二；我听爸爸谈起过，也在爸爸最喜欢的关于美国建国的书中读到过。我读到过，殖民时期的奴隶比他们的主人更幸福、更自由，因为主人还要负担照顾他们的费用。我当时觉得颇有道理。

金伯尔博士讲授奴隶制那天，他头顶的屏幕上是一幅关于奴隶市场的炭笔素描。屏幕很大，就像电影院的屏幕一样，占据了整个房间。画上是一片混乱的场面。女人们站着，全裸或半裸，被锁链锁着，被男人们团团围住。投影机咔嗒一声，切换到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模糊不清。褪色和过度曝光，让这张照片很有象征性。照片上，一个人面对镜头坐着，上身赤裸，露出地图般纵横交错的凸起的伤疤。遭受的凌辱让他身上的肉看上去不再像肉。

接下来的几周，我见到了更多的照片。几年前我扮演安妮时就听说过经济大萧条，但幻灯片上戴着帽子、穿着长外套、排着长队站在施粥所前的人们还是让我感到新鲜。金伯尔博士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排排战斗机，散布在被炸毁的城市的残骸上。还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罗斯福、希特勒、斯大林。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投影仪的灯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进礼堂时，屏幕上出现了许多新面孔，他们都是黑人。自从那次关于奴隶制的讲座后，屏幕上就再没出现过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记得有过。我已经忘记了他们，这些美国人对我来说是外国人。我从没试着想象奴隶制的终结：毫无疑问，正义的呼声广为人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金伯尔博士开始讲授民权运动时，我就是这样的心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份：一九六三。我想肯定是弄错了。我记得《奴隶解放宣言》 [9] 是一八六三年颁布的。我无法解释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输入错误。我把日期抄在笔记上，加了一个问号，但随着屏幕上闪现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个世纪变得清晰起来。它们虽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题是现代的——栩栩如生，意义明确。它们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干巴巴的静物照，它们捕捉到了运动的瞬间。游行。警察。消防队员将水管对准年轻人。

金伯尔博士列举了一串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他从罗莎·帕克斯 [10] 开始讲。一幅画面显示，一名警察将一个妇女的手指按进一块墨水海绵。金伯尔博士说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落座。我把他的话理解成了她“偷了座位” [11] ，尽管这听上去是一种奇怪的偷窃。

她的照片换成另一个人的，一个身穿白衬衫的黑人男孩，系着领带，戴一顶圆边帽。我没有听他的故事。我还在想罗莎·帕克斯，怎么会有人去偷公共汽车的座位。接着图片切换成一具尸体，我听到金伯尔博士说：“他们把他的尸体从河里拖了出来。”

照片下面有一个年份：一九五五。我意识到一九五五年母亲四岁了，这种意识让我和艾米特·提尔 [12] 之间的距离轰然倒塌。我与这个被害男孩的距离可以以我所认识的人的年岁来衡量。这种衡量方法并不以宏大的历史事件或地质变迁——文明的堕落、山脉的侵蚀——为参照，而是以人的皱纹，以我母亲脸上的皱纹为参照。

下一个名字是马丁·路德·金。我以前从未见过他的脸，也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过了几分钟我才明白金伯尔博士说的并不是我听说过 的马丁·路德。我花了几分钟才将名字和屏幕上的图像联系起来——一名皮肤黝黑的男子站在一座白色大理石殿前，被一大群人簇拥着。我刚弄明白他是谁，刚了解到他为什么在那里发表演说，便被告知他被人谋杀了。我仍然那么无知，以至于为此震惊不已。

“我们的黑鬼回来了！”

我不知道肖恩在我的脸上看到了什么——是震惊、愤怒还是茫然的表情。不管是什么，他都为此感到高兴。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弱点，一个痛处。再假装漠不关心已经太迟了。

“别那么叫我，”我说，“你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知道，”他说，“你脸上全黑了，像个黑鬼。”

整个下午以及接下来的暑假，我都是黑鬼。以前的一千次，我都无动于衷。如果有任何反应，我也只是被逗乐了，觉得肖恩聪明。现在我想堵住他的嘴。或者让他坐下来给他一本历史书，只要不是父亲放在起居室里裱好的美国宪法复印件下面的那本。

我说不清这个称呼给我什么感受。肖恩这样做是想羞辱我，把我锁在过去，困在过去的自我中。但这个词并未让我就范，反而将我送往别外。每次他说“嘿，黑鬼，开起吊杆”，或是“给我拿个水平仪，黑鬼”，我就仿佛回到了大学，回到了那间礼堂——我窥见人类的历史并思索我在其中的位置的地方。每次肖恩大喊“黑鬼，挪到下一排去”，我就想起罗莎·帕克斯、艾米特·提尔和马丁·路德·金的事迹。那个夏天，我看到他们的脸浮现在每一根肖恩焊接的檩条上，于是最后，我终于明白过来一个本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有的人反对平等的大潮；有的人必须从某些人那里夺取自由。

我觉得哥哥不是那种人；我想我永远都不会那样看待他。但无论如何，有些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我开始了一段觉醒之路，对哥哥，对父亲，以及对我自己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我已觉察出我们是如何被别人给予我们的传统所塑造，而这个传统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开始明白，我们为一种话语发声，这种话语的唯一目的是丧失人性和残酷地对待他人——因为培养这种话语更容易，因为保有权力总是让人感觉 在前进。

在那些在叉车里度过的汗流浃背的炎热的下午，我无法清楚地表述出这些。那时的我还未掌握现在的语言。但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曾一千次被叫黑鬼，以前我笑过，现在我笑不出来了。这个词没有变，肖恩说出它的方式也没有变，只是我的耳朵变了。它们听到的不再是其中的玩笑。它们听见的是一个信号，一种穿越时间的召唤，得到的回应是一种越来越坚定的信念：我再也不允许自己在一场我并不理解的冲突中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