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的骑士（1/2）

我的银行账户里有一千美元。光是想想就觉得奇怪，更别提说出来了。一千美元，额外的，而且是我不迫切需要的。我花了几星期才接受这个事实，这时我才开始体会到金钱的最大优势：考虑金钱以外的事情的能力。

教授们突然清晰地进入视野，好像在获得助学金之前，我一直透过模糊的镜头看着他们。我开始看懂课本了，并发现自己读了更多的书，远超必读书目的要求。

正是在此状态下，我第一次听说“双相情感障碍”这个术语。在基础心理学的课堂上，教授从头顶的屏幕上大声读出该病的症状：抑郁、狂躁、偏执、欣快、夸大妄想、被害妄想。我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听着。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 我在笔记上写道，教授描述的正是他的症状。

下课铃响前的几分钟，一个学生问，精神障碍在分离主义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想到一些著名的冲突，比如得克萨斯州的韦科事件，以及爱达荷州的鲁比山事件。”他说。

爱达荷州并没有很多出名的东西，所以我想我应该听说过“鲁比山”。他说这是一场冲突。我在记忆中努力搜寻，试图忆起自己是否听过这个词。这个名称似曾相识。接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画面，微弱且扭曲，好像信号从源头中断了一样。我闭上眼睛，画面变得生动起来。我身在我们的房子里，蜷缩在桦木橱柜的后面。母亲跪在我身边，呼吸缓慢，满是疲惫。她舔了舔嘴唇，说她口渴了，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她就起身伸手去够水龙头。我感受到枪炮的震动，听到自己的喊叫。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倒在地板上。我将她的胳膊移到一边，抱起婴儿。

下课铃声响了。座席空了。我去了机房，在键盘前犹豫了片刻——预感到自己可能会对将要了解的信息感到后悔——然后在浏览器输入“鲁比山”。根据维基百科，鲁比山是兰迪·韦弗与包括美国联邦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多家联邦机构致命对峙的地点。

兰迪·韦弗这个名字很耳熟，读到它时，我听见这个名字从父亲的嘴边滑落。接着，这个在我的想象里存在了十三年的故事又开始在脑海中重演：一个男孩被枪杀，然后是他父亲，之后是他母亲。政府为了掩盖所作所为，杀害了他们全家，包括父母和孩子。

我略过背景故事，滚动到第一次开枪事件。联邦特工包围了韦弗家的小木屋。这次仅仅是监视任务，韦弗一家人并不知情，直到一条狗开始吠叫。兰迪十四岁的儿子萨米以为狗觉察到有野生动物出没，于是冲进了树林。特工们击中了狗，持枪的萨米开了火。由此引发的冲突造成一名联邦特工和萨米两人死亡。萨米当时正在撤退，朝山上的小木屋跑去，背部被子弹击中。

我继续阅读。第二天，兰迪·韦弗试图去查看儿子的尸体，也被击中背部。尸体被放在棚子里，兰迪打开门闩时，一名狙击手瞄准了他的脊椎，但没打中。他的妻子薇姬朝门口走去帮助丈夫，狙击手再次开火。子弹击中了她的头部，她当场死亡，怀里还抱着十个月大的女儿。这一家人和母亲的尸体一起在小木屋里躲了九天，直到最后谈判代表结束了这场对峙，兰迪·韦弗被捕。

最后这句话我读了好几遍，才恍然大悟。难道兰迪·韦弗还活着？爸爸知道吗？

我继续读下去。全国人民为此义愤填膺。几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文章，抨击政府对生命的无情漠视。司法部启动了调查，参议院也举行了听证会。双方都建议对交战规则进行改革，特别是在使用致命武力方面。

韦弗一家提出赔偿两亿美元的非正常死亡诉讼，但最后政府给薇姬的三个女儿每人一百万美元，他们达成了庭外和解。兰迪·韦弗获得了十万美元赔偿，除两项与出庭有关的指控外，其他所有指控均被撤销。兰迪·韦弗受到各大新闻机构采访，甚至与女儿合作出了一本书。现在他靠在枪支展览上演讲为生。

如果这是一套掩盖之辞，那编得可够糟糕的。毕竟有媒体报道，还有官方调查和监督。这些不都是民主的举措吗？

有一件事我自始至终不明白：为什么联邦特工一开始包围了兰迪·韦弗的小木屋？为什么兰迪会成为攻击目标？我记得爸爸说过我们也可能成为目标。爸爸一直说，总有一天，拒绝被政府洗脑的人、不让孩子上学的人，政府会上门找他们算账。十三年来，我一直以为政府盯上兰迪的原因是：要强迫他的孩子们上学。

我返回页面顶部，重新阅读整个条目，但这次没有跳过背景故事。根据所有消息来源，包括兰迪·韦弗自己，冲突始于他将两支枪管锯短的霰弹枪卖给一个他在雅利安国民组织 [14] 集会上认识的卧底。这句话我读了不止一遍，事实上读了很多遍，才恍然大悟：原来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白人至上主义，而不是在家上学。政府似乎从来不会因为不让孩子接受公共教育而杀人。如今这道理对我来说太显而易见了，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曾经还相信过别的东西。

有那么痛苦的一瞬，我认为爸爸说了谎，接着我想起他脸上的恐惧、沉重而急促的呼吸，我确信他真的相信我们身处危险之中。我努力寻求一些解释，几分钟前才学会的奇怪的词语浮现在我的脑海：偏执、狂躁、自我感觉良好、被害妄想 。终于，网页上的故事和伴随我童年的故事都说得通了。爸爸一定是在哪里读过或者在新闻上看到过鲁比山事件，不知怎的，经他狂热的大脑一加工，它不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演绎成了他 自己的故事。如果政府追捕兰迪·韦弗，那么肯定也盯上了吉恩·韦斯特弗，因为他在与光明会的斗争中一直站在前线。他不再满足于阅读别人的英勇事迹，于是为自己锻造了一顶头盔，骑上了一匹老马。

我开始沉迷于对双相情感障碍的研究。按照要求，我们要为心理学课程写一篇论文，我把躁郁症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以写论文为借口，咨询了大学里的每一位神经学家和认知专家。我描述了爸爸的症状，但并没归结于我父亲，而是一个虚构的叔叔。有些症状非常符合该病症；有些则不。教授们告诉我，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你的描述听起来更像精神分裂症，”一个教授说，“你叔叔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我说，“他认为医生是政府阴谋的一部分。”

“这确实使事情复杂化了。”他说。

在这一系列微妙的推动作用之下，我写了一篇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的论文。我以第三人称的角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写道，父母患有躁郁症的孩子受到双重风险因素的打击：首先，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更容易患上情绪障碍；其次，因为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和患病父母糟糕的养育方式。

课堂上，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我只感到愤怒。我想，我们 才是付出代价的人。母亲。卢克。肖恩。我们伤痕累累，瘀青、擦伤、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在经历了第一次车祸、第二次车祸、垃圾箱疗伤、着火、托盘坠落这些事件后，他仍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付出代价的是我们。

提交论文后的那个周末我回到巴克峰。回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和爸爸就争论起来。他说那辆车是我欠他的。这件事他只是随口一提，但让我歇斯底里地发了狂。生平第一次我冲着父亲大喊——不是因为车，而是韦弗家事件。我气得喘不过气来，我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哽咽抽泣着吐出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吓唬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奋力地和想象出来的怪物作战，却对自己家里的怪物无动于衷？

爸爸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很是震惊。他的嘴耷拉着，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抽搐着，仿佛要抬起它们来做点儿什么。自从那次他蹲在我们失事的旅行车旁，看着母亲肿胀的脸，因为电线在金属上传导致命的脉冲而不能触碰她，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无助。

出于羞耻和愤怒，我一走了之，一路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几个小时后父亲打来电话。我没有接。对他尖叫无济于事；不理他或许管用。

学期结束时，我留在了犹他州。这是我第一次暑假没有回巴克峰的家。我不再和父亲说话，甚至没有通过电话。这次并非正式与他疏远：我只是不想见到他，不想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没有回去。

我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十九年来，我一直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