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女（1/2）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第一次映入眼帘时，我并没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但这只是因为我的想象从来不曾创造出如此宏伟壮观的东西。我的目光落在一座石雕钟塔上。我被带到钟塔前，然后穿过它进入学院。一大片修剪完美的草坪环绕着湖泊，湖对面是一座象牙色的建筑，我隐约认出是希腊罗马式风格。但它是一座哥特式教堂，长三百英尺，高一百英尺，宛若一座石山，主导了全部的风景。

我被领着穿过教堂，进入另一个庭院，然后上了一段螺旋阶梯。门开了，我被告知这就是我的房间。让自己舒服些。带领我的好心人这样告诉我，但他不知道这有多么不可能。

第二天一早，早餐在一间大礼堂供应。天花板像洞穴一样空旷，让人感觉像在一座教堂里吃饭，我感到自己在他人的审视之下，仿佛整个大厅的人都知道我在，而我本不该在那里。我选了一张长桌，周围坐满了来自杨百翰大学的其他学生。女生们在谈论她们带来的衣服。玛丽安一得知自己被这个项目录取后，便去购物了。“到了欧洲，你需要不同的款式 。”她说。

希瑟表示同意。她的祖母为她付了机票钱，所以她把钱都花在了更新衣柜上。“这儿的人穿的衣服更讲究，”她说，“穿牛仔裤可不行了。”

我考虑跑回我的房间，换掉身上的运动衣裤和帆布鞋，但我没有什么可换的。我没有一件像玛丽安和希瑟身上穿的衣服——色彩艳丽的羊毛衫，搭配精致的围巾。我没有为来剑桥添置新衣服，因为单单付学费我还得申请学生贷款。此外，即便我有玛丽安和希瑟那样的衣服，我也不知道怎么穿。

克里博士来了，他宣布我们被邀请参观教堂，甚至还可以登上屋顶。大家乱作一团，端回餐盘，跟随克里博士走出大礼堂。我待在人群后面，穿过庭院。

当我步入教堂，我屏住了呼吸。房间——如果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被称为房间的话——太大了，仿佛能容纳整个海洋。我们被指引着穿过一扇小木门，然后上了一段狭窄的、石阶不计其数的螺旋楼梯，最后抵达屋顶。屋顶倾斜得厉害，呈倒v形，被石护栏围住。风在呼啸，连绵的云朵掠过天空；景色颇为壮观，在教堂的衬托下，整座城市显得十分渺小。我忘乎所以地爬上斜坡，然后迎风走在屋脊上，望着弯曲的街道和石砌的庭院，一片壮阔的景象。

“你不害怕摔下去。”一个声音说。我转过身，是克里博士。他一直跟在我后面，但他似乎站不稳，身体随着阵阵大风摇晃。

“我们可以下去了。”我说。我顺着屋脊跑到靠近扶壁的平坦的走道上。克里博士再次跟了上来，但他的脚步很奇怪。他不是朝前走，而是转动身体，像螃蟹一样侧身而行。风继续肆虐。他看上去那么站不稳，于是最后几步时我向他伸出手臂，他扶住了。

“我观察过了，”我们下来后，他说，“你笔直地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指了指其他学生，“看见他们是怎么耸肩弓背，紧贴墙壁的吗？”他说得对。有胆量登上屋脊的寥寥几人都小心翼翼，像克里博士那样笨拙地侧身前行，在风中倾斜摇晃；其他人都紧抓石头护栏，屈膝弓背，好像不知道是走还是爬。

我抬起手，抓住墙壁。

“你不需要那样做，”他说，“这不是一种批评。”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不确定该不该说下去。“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他说，“其他学生都很放松，直到我们来到这么高的地方。现在他们很不自在，很紧张。而你似乎正相反。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很放松。你走动时的样子，就好像你一直住在这个屋顶上。”

一阵狂风扫过护栏，克里博士摇晃起来，抓住墙壁不放。我走上屋脊，好让他靠在扶壁上。他盯着我，等着我解释。

“我给干草棚盖过屋顶。”最后我说。

“这么说你的腿更有力？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能稳稳地站在风里吗？”

回答之前，我思考了片刻。“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他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的话。

“我只是站着，”我说，“你们却都降低身体，试图弥补，因为高处让你们害怕。但蹲着走和侧身走并不自然，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这风就不值一提了。”

“这对你来说没什么。”他说。

我想要一个学者的头脑，但克里博士似乎看穿我长了一个屋顶工人的头脑。别的学生属于图书馆；我属于起重机。

第一周在一连串的课程中稀里糊涂地过去了。第二周，每个学生都被指定一位导师来指导研究。我得知，我的导师是著名的乔纳森·斯坦伯格教授，他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是大屠杀方面的知名学者。

几天后，我跟斯坦伯格教授首次会面。我在传达室等着，一个瘦削的男人出现，他掏出一串沉重的钥匙，打开嵌在石头里的一扇木门。我跟着他爬上螺旋楼梯，来到钟楼，里面有一间光线明亮、陈设简单的房间：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木头桌。

坐下来时，我能听到耳后的血液在跳动。斯坦伯格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我不会将他描述为一位老人。他动作轻盈，目光在房间内来回扫视，充满探索的能量。他的谈吐清晰而流畅。

“我是斯坦伯格教授，”他说，“你想看什么书？”

我含糊地说想看一些史学方面的。我已下定决心不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学家。我想我的兴趣来自学习了大屠杀和民权运动之后的无据可依之感——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维廉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构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我怀疑自己能否把这些都表达出来。等我说完后，斯坦伯格教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谈一谈你的教育背景吧。你在哪儿上的学？”

房间内的空气立刻被吸走了。

“我在爱达荷州长大。”我说。

“所以你在那儿上的学吗？”

回想起来，我想到有人可能把我的事告诉了斯坦伯格教授，也许是克里博士告诉他的，也许是他觉察到我在回避他的问题，这让他感到好奇。不管什么原因，直到我承认了我从没上过学，他才满意。

“太不可思议了，”他微笑着说，“我好像走进了萧伯纳的《卖花女》 [17] 。”

两个月来，我每周都与斯坦伯格教授会面。他从不给我指定阅读书目。我只读自己想读的内容，不管是一本书还是书中的一页。

我在杨百翰大学的教授们没有一个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样检查过我的写作。没有逗号、句号、形容词或副词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语法和内容、形式和实质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在他看来，一个写得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构思欠佳，但语法逻辑同样需要修改。“告诉我，”他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逗号？你希望在这些短语之间建立什么关系？”当我给出解释，他有时会说“完全正确”，有时会对句法进行冗长的解释来纠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