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女（2/2）

在与斯坦伯格教授会面一个月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将埃德蒙·伯克与普布利乌斯进行比较，后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杰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 [18] 时用的笔名。我几乎有两周没怎么睡觉：睁着眼睛的每一刻，我不是在阅读，就是在思考这些文字。

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书籍要么被崇拜，要么被摒弃。上帝的书——摩门教先知和开国元勋们写的书——不是用来好好研究的，而是用来好好珍惜的，因为它们堪称完美。我被教导，像麦迪逊那样的人的话，要被视为模板，我应当把自己思想的石膏倒进这个模子，按照它们完美无瑕的模型轮廓重塑自我。我读这些书是为了学习该思考什么，而不是如何自己思考。与上帝无关的书则被驱逐，它们是一种危险的存在，不可抗拒地强大而狡猾。

为了撰写论文，我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读书，不让自己陷入恐惧或崇拜。伯克捍卫过英国君主制，因此父亲会说他是暴政的代理人，他不会允许家里有这样一本书。信任自己，去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感到一阵激动。读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作品时，我也感受到类似的兴奋，尤其是在我放弃他们的结论而支持伯克的观点，或者是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

写完这篇论文后，我把它发给了斯坦伯格教授。两天后，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他隔着桌子盯着我，一言不发。我等着他开口说这篇论文是一场灾难，是一种无知的思想的产物，说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结论太多。

“我在剑桥教了三十年书，”他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对侮辱我有备而来，但我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回答。

斯坦伯格教授一定对这篇文章作了更多的评论，但我什么也没听到。我脑海中充满了一个痛苦的需求：离开那个房间。那一刻，我不在剑桥大学的钟塔里。我重返十七岁，坐在一辆红色吉普车里，而我爱的男孩刚刚碰了我的手。我落荒而逃。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我不记得是怎么离开钟塔的，也不记得那个下午是怎么度过的。那天晚上有一个正式的晚宴。大礼堂被烛光照亮，很美，但我感到开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着正装，只穿了黑衬衫和黑裤子，我以为在昏暗的烛光下人们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的朋友劳拉姗姗来迟。她解释说她的父母来看望她，带她去了法国。她刚回来。她穿了一条深紫色的百褶裙，裙摆在她膝盖上方几英寸处。一时之间，我觉得这条裙子很淫荡，直到她说这是她父亲在巴黎给她买的。父亲送的礼物不可能淫荡。在我看来，父亲送的礼物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自己的女儿不是妓女。我在这种不协调的矛盾中挣扎纠结——淫荡的裙子，送给心爱女儿的礼物——直到晚餐结束，盘子都被撤走。

下一次跟导师会面，斯坦伯格教授说，如果我申请研究生院，无论选择哪所大学，他都会确保我被录取。“你去过哈佛吗？”他说，“或者你更喜欢剑桥？”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剑桥毕业生，大步穿过古老的走廊时，长袍沙沙作响。接下来的画面是我蜷缩在卫生间，手臂拧向背后，头伸进马桶。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毕业生的画面，但我办不到。我无法只去想象那个身穿黑袍的女孩的画面，而对另一个 女孩视而不见。学者与妓女，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一个是谎言。

“我不能去，”我说，“我付不起学费。”

“让我去操心费用的问题吧。”斯坦伯格教授说。

八月下旬，我们在剑桥的最后一个晚上，大礼堂里举行了一场告别晚宴。我从未见过桌上摆着那么多刀叉和高脚杯；在烛光的映照下，墙上的油画光影错落。我既感觉暴露在优雅的环境中，又感觉自己仿若无形。其他学生经过时，我盯着他们，看着每一条丝质连衣裙、每一只浓妆艳抹的眼睛。它们的美丽让我迷醉。

吃饭时，我一边听着朋友们愉快地聊天，一边盼望回到自己的房间独处。斯坦伯格教授坐在高桌旁。每一次我瞥到他，就会感到一种古老的本能在起作用，让我肌肉绷紧，随时准备逃跑。

甜点一上，我就离开了大礼堂。从那些精致美丽的人和事物中逃离出来是一种解脱——我允许自己不可爱，但不是给人当绿叶。克里博士见我离开，也跟了上来。

外面一片漆黑。草坪是黑的，天空更黑。白垩色的光柱从地面升起，照亮了教堂，让它在夜空的映衬下，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

“你给斯坦伯格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里博士说，与我并肩而行，“希望他给你留下了一些印象。”

我不明白。

“这边走，”他说着，转向教堂，“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跟在他身后，注意到自己的脚步是无声的，意识到我的帆布鞋不像其他女孩穿的高跟鞋那样优雅地在石头上发出嗒嗒的敲击声。

克里博士说他一直在观察我。“你表现得像是在假扮别人。好像你觉得你的生活全靠伪装。”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

“你从没有想过，”他说，“你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待在这里。”他等待我做出解释。

“我更喜欢给别人上菜，”我说，“而不是吃菜。”

克里博士笑了。“你应该相信斯坦伯格教授。如果他说你是一个学者——我听他说你是块‘纯金’——那么你就是。”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说，“一切都闪闪发光。”

“你千万别这样想，”克里博士提高声音说，“你不是愚人金 [19] ，只在特定的光线下才发光。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 。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 只是错觉。金子一直是金子。”

我想相信他，接受他的话，重塑自我，但我从来没有那样的信心。无论我把回忆埋得多深，无论我如何紧闭双眼对抗它们，当我想到自己 ，脑海中浮现的形象是那个 女孩，在卫生间、在停车场的那个女孩。

我不能告诉克里博士关于那个女孩的故事。我不能告诉他，我不能回到剑桥，是因为在这里，我人生中的每一个暴力和堕落时刻更为凸显。在杨百翰大学，我几乎可以忘记，让过去的留在过去。但这里的反差太大，眼前的世界过于梦幻。比起石头尖顶，记忆更加真实，更加可信。

对我来说，我假装自己不属于剑桥还有其他与阶级和地位有关的原因：因为我很穷，从小就很穷。因为我可以站在教堂屋顶的风中而不倾斜。这 就是那个不属于剑桥的人：这次她是屋顶工人，不是那个妓女。那天下午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可以上学，可以买新衣服，但我始终是塔拉 ·韦斯特弗。我做过的工作没有一个剑桥学生会去做。不管怎么打扮，我们始终不同。 衣服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令人作呕，仅凭衣服无法掩盖。

我不确定克里博士是否对此有所怀疑。但他明白，我执着于衣服，把它们作为我不属于这里、也不能属于这里的象征。临走前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站在教堂旁边，惊讶得一动不动。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他说，“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