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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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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束后,我回到杨百翰大学。校园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忘记剑桥,重新回到我在那里的生活本来不难。但斯坦伯格教授决心不让我忘记。他给我寄了一份申请,项目名称为“盖茨剑桥奖学金” [20] ,他解释说,这个奖学金有点像“罗德奖学金” [21] ,但申请的不是牛津大学,而是剑桥大学。它将为我在剑桥学习提供全额资金,包括学费和食宿费。在我看来这是滑稽之谈,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够资格,但他坚持认为不是这样,所以我申请了。

没过多久,我注意到另一个不同,另一个小小的转变。那天晚上,我和朋友马克在一起,他是学古代语言的。和我以及杨百翰大学几乎每个人一样,马克也是摩门教徒。

“你觉得人们应该学习教会历史吗?”他问。

“是的。”我说。

“如果这让他们不开心怎么办?”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等着他解释。

“很多女性在了解了一夫多妻制之后,就与自己的信仰作斗争,”他说,“我母亲就是这样。我认为她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一点。”

“我也从来没有理解过。”我说。

一阵紧张的沉默。他在等着我说出我的台词:我在为信仰祈祷。的确,我已经为此祈祷过许多许多次了。

也许我们俩都在思考我们的历史,也许只是我一个人在思考。我想起了约瑟夫·史密斯,他有四十多个妻子。杨百翰有五十五个妻子和五十六个孩子。教会在一八九〇年结束了一夫多妻制,但从未放弃这一教义。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主日学校也教导过——时机成熟时上帝会恢复一夫多妻制;来世我将成为某个男人的若干妻子之一。我丈夫有几个妻子,将取决于他的义:他活得越尊贵,所娶的妻就越多。

我从未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点。作为一个女孩,我时常想象自己置身天堂,一袭白色长裙,站在一片白雾中,对面是我的丈夫。但是当镜头拉近,我们身后还站着十个女人,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裙。在我的幻想中,我是第一任妻子,但我知道这一点根本无从保证;我可能是长长的妻子链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从我记事起,这个画面就一直居于我对天堂想象的核心:我丈夫和他的妻子们。在这道算术题中,存在一种刺痛:在神圣的天国演算中,一个男人可以为无数的女人平衡等式。

我想起我的外高祖母。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在我十二岁时。在摩门教中,十二岁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变成了一个女人。十二岁时,主日学校的课程也开始包括“纯洁”和“贞节”之类的词汇。也是在这个年龄,作为教会任务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去了解我的一位祖先。我问母亲该选择哪一位祖先,她不假思索地说:“安娜·玛西亚。”我大声说出这个名字,它就像童话故事开头一样从我的舌尖飘过。母亲说我应该铭记安娜·玛西亚,因为她留给我一份礼物:她的声音。

“正是她的声音把我们一家带进了教堂,”母亲说,“她听到摩门教传教士在挪威的街头布道。她祈祷,于是上帝用信仰赐福她,让她知道约瑟夫·史密斯是上帝的先知。她把这告诉了她的父亲,但他听过摩门教的一些故事,不允许她受洗。于是她为他唱歌。她给他唱了一首摩门教赞美诗,名叫‘哦,我的父亲’。她唱完后,她的父亲热泪盈眶。他说,任何拥有如此美妙音乐的宗教必定是上帝的杰作。于是他们一起受洗。”

安娜·玛西亚使她的父母皈依后,一家人感受到上帝的召唤,来到美国,去见先知约瑟夫。他们为这次旅行攒了两年的钱,但最后只够带一半家人出发。安娜·玛西亚留了下来。

旅途漫长而艰辛,他们抵达爱达荷州一处叫虫溪的摩门教徒定居点时,安娜的母亲病了,奄奄一息。她希望临死之前见女儿最后一面。于是安娜的父亲写信给安娜,恳求她带着所有积蓄来美国。安娜已经坠入爱河,即将结婚,但她还是把未婚夫留在挪威,漂洋过海。不等她抵达美国,她母亲就去世了。

此时这家人一贫如洗,没有钱再把安娜送回未婚夫身边,她也就无法履行婚约。安娜成了父亲的经济负担,于是一位主教说服她嫁给一个富农,做他的第二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不能生育,安娜怀孕后,她醋意大发。安娜担心第一个妻子会伤害她的孩子,于是回到她父亲身边,在那里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是边境冬季严寒,只有一个婴儿活了下来。

马克还在等我回答。最后他放弃了,咕哝着说了我该说的话,说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但他知道一夫多妻是上帝的原则。

我表示同意。我说了这些话,然后做好准备迎接一波耻辱——头脑中涌现那个形象:我作为众多妻子中的一员,站在一个孤独、没有面孔的男人身后——但这形象没有出现。我在脑海中搜索,发现了一个新的信念:我永远不会成为众多妻子中的一员。一个毫不让步的声音宣称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使我浑身发抖。如果这是上帝的命令呢?我问。你不会这么做的, 那个声音回答道。我知道它说的是真的。

我又想起安娜·玛西亚,想知道她生活的是怎样一个世界:追随先知,离开恋人,漂洋过海,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做二房,之后埋葬了一个孩子,结果她的玄外孙女,却越过同一片海洋,成了一个无信仰之人。我是安娜·玛西亚的后代,我美妙的嗓音是她给的。难道她没将她的信念一起给我吗?

我进入盖茨奖学金最终候选名单。二月份在安纳波利斯有一场面试,我不知道该如何准备。罗宾开车载我去公园城一家安·泰勒折扣店,帮我买了一套深蓝色套装和一双配套的休闲皮鞋。我没有手提包,于是罗宾把她的借给了我。

面试前两周,我父母来到杨百翰大学。之前他们从没来看过我,这次是他们去亚利桑那州中途路过,停下来吃晚饭。我带他们去了公寓对面的印度餐馆。

女服务员盯着父亲的脸看了很长时间,待她把视线移到他手上,顿时惊得两眼鼓了起来。爸爸点了菜单上一半的菜。我告诉他三个主菜就够了,但他眨了眨眼,说钱不是问题。似乎父亲奇迹般康复的消息正在传播开来,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顾客。西部山区几乎所有的助产士和自然治疗师都来购买母亲的产品。

等候上菜的间隙,父亲问起我的学业。我说我在学习法语。“你竟然学这种语言。”他说,接着讲了二十分钟的二十世纪历史。他说,欧洲的犹太银行家签署秘密协议,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还为了获得经济支持与美国的犹太人串通一气。他说,是他们策划了大屠杀,因为全世界的动荡不安将使他们获得经济利益。为了钱,他们还把自己人送进了毒气室。

这些观点听上去很耳熟,片刻之后我才想起是从哪里听到的:在克里博士关于《锡安长老会纪要》的讲座上。该纪要于一九〇三年发表,内容是一群有权势的犹太人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人类的秘密会议记录。虽然这份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但仍然广泛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助长了反犹太主义。阿道夫·希特勒曾在自传《我的奋斗》中提到过《锡安长老会纪要》,声称那些记录真实可信,揭露了犹太人的本性。

父亲嗓门很大,如此高的音量在山腰上很合适,在小餐馆里却震耳欲聋。邻桌的人都停止了交谈,静静地坐着,听着我们的谈话。我真后悔选择了一家离我公寓这么近的餐厅。

爸爸的话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转移到了联合国、欧盟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毁灭。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三个词是同义词。咖喱上来了,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吃饭上。母亲听腻了这种长篇大论,让爸爸说点儿别的。

“但是世界就要完蛋了!”他说。现在他在大喊。

“当然了,”母亲说,“但咱们还是不要在吃晚饭时讨论这个吧。”

我放下叉子,盯着他们看。不知为何,过去半小时里所有的奇谈怪论,都不如这句话让我震惊。他们很少有能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遵循我的理解逻辑,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说得通。也许是因为背景:他们属于巴克峰,山峰掩饰了他们,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在那里,周围环绕着我童年时代的聒噪和尖锐的遗物,他们被环境所吸纳。但在这里,离大学如此之近,他们显得如此不真实,几乎像神话一样。

爸爸看着我,等着我发表意见,但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该做谁。在山上,我不假思索地采用他们的女儿和追随者的声音。但在这里,我似乎找不到那个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轻易就能找到的声音。

我们走回公寓,我带他们参观我的房间。母亲关上房门,门后露出马丁·路德·金的海报,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权运动时贴上去的。

“那是马丁·路德·金吗?难道你不知道他和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吗?”爸爸咬着嘴唇上的蜡状组织问我。

他们很快就走了,在夜晚开车离开。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 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 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 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话又说回来 ,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己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盖茨奖学金的面试是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进行的。校园令人生畏,有完美无瑕的草坪和干净利落的殖民时期风格建筑。我紧张地坐在走廊里,等候被叫去面试;我身着套装,抓着罗宾的手提包,感到笨手笨脚,浑身僵硬。但最终,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因为斯坦伯格教授已为我写了一封有力的推荐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确认函:我获得了奖学金。

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是杨百翰大学校报和本地新闻媒体打来的。我接受了六次采访,上了电视。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照片登上了杨百翰大学主页。我是杨百翰大学第三位获得盖茨奖学金的学生,学校充分利用媒体大肆宣传。我被问及高中经历,以及哪位小学老师对我的成功影响最大。我闪烁其词,逃避话题,必要时还撒谎。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记者,我从没上过学。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我只是无法忍受别人拍着我的背,对我说我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不想成为霍雷肖·阿尔杰 [22] 那样热泪盈眶的美国梦的化身。我希望过有意义的生活,而在我看来,交代那些没有任何意义。

毕业前一个月,我回到巴克峰。爸爸已经看了关于我获得奖学金的报道,他说:“你没有提到在家上学。我和你母亲知道学校的德行,没有送你上学,我本以为你会为此更加感激。你应该告诉大家,这都归功于在家上学。”

我什么也没说。爸爸视我的沉默为一种歉意。

他不赞成我去剑桥。“为了逃离那些国家,我们的祖先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而你在做什么?一转身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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