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可识别度和疏离感（2/2）
皮肤颜色、头发质地和面部特征都只是可识别特征中的一小部分。也有一些其他的可识别特征，例如，在犹太会堂做礼拜，过特定的节日，遵守一些特殊的仪式如实施割礼，进行隔离，家族姓氏。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指出的那样，仅是一个犹太姓名就能够被作为可识别的线索，从而带来一系列待遇上的差别。无论可被识别的线索多寡、是否可靠，都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改变人们进行预判时的情感倾向。
居住在美国的清教徒为可识别的“天主教”标志而饱受折磨。他们被弥撒曲和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所震惊并倍感冒犯。直至今日，依旧有一些正统的清教徒禁止在圣诞树上挂蜡烛，因为这样看起来“很像天主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被识别的标志与事情本身就混淆了起来。也就是说，可识别的标志会导致对整个类别的定义过于绝对。事实上，清教徒痛恨的是专制的教会主义。然而，这些可识别的标志成了他们迁怒和回避的对象。
态度会凝集在可识别的差异周围
将标记与其含义合并的这种趋势，我们称之为凝集 。它有多种形式，也会导致多种后果。以肤色为例，尤其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黄祸”的警示，以及对“白人的负担”的关注。一个理论认为，曾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非洲进行剥削掠夺的欧洲资本家和官僚良心不安。由于担心有色人种会因此报复，白人越发压抑恐惧。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白人的肤色都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如流星般闪耀显眼，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总体而言，有色人种并不像白人这么看重肤色。对他们来说，肤色似乎多少与生活的基本问题无关。在一个涉及限制性约束的案件中，一名黑人妇女是原告。辩护律师质疑她，“你的种族是什么？”“人类，”她回答说。 “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自然的颜色，”她回答。
深色皮肤本身并不令人反感。许多白人都想要拥有深色皮肤。所有正常人的表皮下层都含有黑色素（n），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指黑色。在度假和美黑乳液的帮助下，数百万来自北方国家的人们尽力获取这些黑色素。以拥有像“坚果般的棕色皮肤”“印第安人般的红色皮肤”，甚至“黑人般的黑色皮肤”为荣，并将此视为一个充实的夏日假期的标志。日光浴者都幻想自己能够拥有黑人般的肤色。
那为什么有色人种并没有如意想之中那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和羡慕，而是被厌恶？这与他们的肤色无关，而是由于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肤色所蕴含的意义比黑色素更丰富，深色皮肤意味着在社会上的劣势。有一些黑人意识到这个事实，并力求在表面进行弥补。他们认为，通过化妆让自己显得更像白人，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这份耻辱。也许从黑人所遇到的实际障碍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想要的并不是自己天生的肤色，而是社会因此施加给他们的屈辱。他们也是凝集（将标记与其含义混淆）的受害者。因此，对受害者与迫害者来说，可识别性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激发了与可识别性本身无关的经验类别。
感官厌恶
当视觉提示成了锚点，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其他的联结。在这些联结中，还有一系列的感官体验。我们从视觉感知的内容迅速推导至一个观点：即不同肤色的人，其体内流淌着的“血液”也是不同的；他们的体味与激情所在也存在着天壤之别。因此，我们就所产生的负面态度展开了感官的、本能的、“动物学”的解释。
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体验过感官厌恶和烦扰。我们都有一些自己反感的，甚至是厌恶的感官体验——也许是对桃子的触感，大蒜的气味，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的吱吱声，人们油腻的头发，难以忍受的口臭，变质的食物，的口感，或是对膝上的宠物狗发嗲的女人。一名研究人员调查了一千多人，让他们列举自己厌恶的东西，结果显示平均每个人都列出了21种感官厌恶的形式。此外，被提名的感官厌恶中约有40与人们的身体特征、言谈举止、穿着打扮有关。9
这些感官厌恶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天性使然，但大部分是后天习得的。然而一旦习得了，它所带来的震动就会使我们下意识地远离刺激源，或以其他方式保护自己。这样的行为本身不是偏见，但是却为偏见准备了一个合理化的解释。这里再次出现了符号和态度的凝集 。即使是出于其他原因而对外部群体产生的反感，都被我们归结为出于感官原因的反感。
大多数人都厌恶汗水的气味。现在让我们假设有传言黑人（或东方人，或外国人）有异味。这种口头“信息”（几乎一定没有得到验证）将感官厌恶与偏见联系了起来。当一个人想到黑人时，他会想到汗液，或者是当他想到了汗液时，他会想到黑人。与此相联结的观点组成了一种类别。不久之后，这个人就会得到关于他无法忍受黑人体味的动物学诊断——他会说，这是一种本能的、自然的厌恶，所以除了与黑人的强制隔离，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异味论”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检验。10 心理学家们告诉我们嗅觉具备以下三个重要特性。
（1）高度情感化——气味很少是中性的。恶臭会引起反感和厌恶。香水之所以有销量，是因为它能给人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因此，从特定群体所散发出的独特体味很有可能会引起反感或是偏爱。东方人有时会说，白人所具有的不良体味是来自于他们对肉食的偏好。
在我们接受“异味论”中的偏见之前，我们必须证明这种让人不快的气味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仅存于想象之中的。而且，这种气味必须是独特的，比如说，（使我们反感的）气味在外群体中比起我们所处的群体（吸引着我们的）中更为显著。虽然接下来的描述将呈现一些初步的、有启发性的尝试，但还是很难对无法捉摸的体味偏好进行研究。
（2）能够唤起丰富联想——某种香味可能会突然唤起我们在童年时到访过的老式花园的印象。一种麝香的气味可能会让我们想起祖母家的前厅。类似地，我们也曾将大蒜的气味与我们遇到的意大利人，或是移民的廉价香水联结起来，我们也将居住局促的租客的臭味与新近遇到的意大利人、移民、租户们联系起来。每当我们遇见一个意大利人时，我们都有可能会想起大蒜的气味，甚至“闻到”它。（由类似关联而引起的）嗅觉幻觉是常见的。正因为这样，形成嗅觉联结的人才会坚称他们能从所有的黑人或是所有的移民身上闻到这股气味。
（3）人们对气味的适应很快。即使对于（体育馆、物业单位、化工厂中）那些始终存在的浓烈气味，人们也能迅速适应。几分钟后，我们就不大能闻到这种气味了。这个事实本身就能够大大削弱一个观点，即我们针对特定群体的厌恶是存在于对气味的本能抗拒之上的。就像婴儿对陌生人的恐惧只存在于极短的时间内，以至于我们无法就此建立起偏见的理论基础一样。即使我们能够快速适应不同气味，但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气味具备将自己与对事物的观点长久联结的非凡能力。
那现在事实究竟如何呢？例如，黑人群体是否具有独特的体味？我们无法妄下定论。然而，莫兰（g k orn）的实验能够给我们一些提示。
研究人员邀请了五十多位被试，让他们就两名白人男性学生和两名黑人男性学生的身体气味分别进行判断。研究人员彻底掩盖了这些学生们的身份。在前半段实验中，四个男孩刚冲完澡；而在后半段实验中，他们完成了15分钟挥汗如雨的剧烈运动。绝大多数的被试无法辨别不同人的体味，或是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几乎没有被试能够做出高于随机正确率的判断。11
这样的实验对于被试来说是非常不愉快的，但是两个种族的男孩大汗淋漓的身体对他们来说，气味令人反感的程度相同。
对气味的执念是一种有趣的心理层面上的障碍。虽然它绝大部分是受主观感受（和偏见）的影响，但其作用似乎主要是为过于私人以及过于无法被理解，或被分析的感受，找到一个“客观的”借口，或理性的解释。
讨 论
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可识别度”（可识别的肤色差异会使人们连带着假想出气味和其他能被感知到的特质）能够成为一个中心象征。如果群体中的个体都拥有一些特殊的能被感知的特质，那这些特质就起到了 “冷凝棒”的作用。它的存在能够使得群体本身更易于将自己与外群体分割开来。我们在第2章中就已经指出，一个分类会将任何能够被它吞并的特质纳入旗下。
让我们重提性别差异的问题。性别差异的可识别度很高。但是，在所有的文化中，这些可识别的差异都在扭曲人类对两性的思考。女性不仅在外表上与男性不同，还在生物学上被认为是不如男性聪明、理性、诚实、富有创造性的群体——在某些文化中，女性甚至被认为是缺少灵魂的。确实存在的物理差异变成了一种总体上的（根本上的）类别差异。黑人不仅仅只是拥有黑色皮肤而已，还被认为是没有良知的、劣等的、迟钝的——然而，以上没有一项特质是在基因层面上与肤色有关的。
总而言之：可见的差异极大地加深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发展。但可见的差异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而非民族中心主义的核心。尽管当我们追溯自己为何对某一群体存在轻微的反感时，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对方与我们之间可见的差异。然而，这只是我们将其合理化后给出的解释。
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可识别的差异至关重要。在经济受到重挫时，俄国人和波兰人进入贫民窟，攻击一切能找到的、可识别的犹太“敌人”。在种族暴动时，任何黑人都可能被即刻视为虐待的目标。在1923年的地震中，恐惧的日本人歇斯底里地袭击了无冤无仇的韩国人。
明确区分冲突中的群体是必要的。只有能够识别出敌人，才能够展开攻击。低识别度会导致混乱。美国近年来由于“共产党人”的低识别度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就是一个例子。由于这个被痛恨的团体不存在明确的会员标识，国会和州立法机构花了大量经费和时间进行排查。教授、神职人员、政府雇员、自由主义者和艺术家都卷入了这场由麦卡锡主义发起的——企图识别“共产党人”的漩涡之中。
可识别差异所导致的微妙的心理变化仍有待观察。一位敏锐的自我观察者在下列陈述中这样概括可识别差异的本质。
最近，我在纽约街头散步时，一位年迈的有色人种女性从我身边路过。她的脸上长满痤疮，同时还吐着痰。在我遇到存在类似情况的白人时，我总是深表同情或遗憾。因为我自己也遭受了多年的严重痤疮感染。然而，看到这位有色人种女性处在同样的境遇中似乎令我厌恶……如果一个犹太人或黑人做出违反社会公约的行为，在相似的情况下，他将受到远比主流群体更严重的惩罚。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即使在“宽容”的人中，也存在一种微妙的倾向，即将无关的 可见特征与造成反感的真正 原因相合并。当我们所在群体中的一名成员犯了一个不重要的错误时，我们往往会选择忽视，然而，当外群体的成员犯了同样的错误时，我们却无法容忍。这也是凝集 的一个例子。导致愤怒的真正原因与一个无关的视觉线索相关联，两股力量集结在一起。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视觉线索识别来自现实的威胁，那就再幸运不过了。社会上的某些人的确如同寄生虫、水蛭一般，对同胞产生威胁，但这样的个体很少见。我们无法仅从外表确认对方是敌是友。如果所有的敌人都有着绿色的皮肤或红色的眼睛，或一个塌鼻子，那事情就简单多了。我们就能够理性地将敌意与视觉线索一一对应。但至少目前而言，情况还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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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识别面孔的实验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因小组中包括多少和何种犹太面孔而有所不同，因此最好从一系列不同的实验中提取证据。案文中陈述的调查结果受到了卡特基于自己的调查提出的质疑。（the identification of “racial” y , 1948, 43, 279-286）然而，这一实验结果又被g ldzey and s rogolsky (prejudice and identification of roup y , 1950, 45, 37-53)确证了。之后进行的实验尽管并没有重复这里给出的精确百分比（55），但在基思提出的范围内，犹太人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中音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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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两个世纪前，托马斯·布朗爵士觉得有必要与目前认为犹太人有特殊气味的观点做斗争。他补充道，我们最好认为，将固定的特质强加在任何国家之上都是不恰当的。pseudox epideica , book iv, chapter 10
11 g k orn an experieic psychology , 1950, 77, 257-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