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替罪羊的选择（2/2）
对于反犹太主义存在许多解释。在缺乏对证据的仔细考量的情况下，大多数人着重于几个特点。作为这些“解释”中的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让我们来看一看英国人类学家丁沃尔（e j dgwall）的以下陈述:
我们发现犹太人所感受的敌意，就某些重要方面而言，是来自他们自身的信仰和行动的。无家可归的人在哪里都是少数群体。通过宗教或传统习俗凝聚在一起的犹太人显示出显著的排他性，并拒绝一切同化……他们对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却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其他人是劣等于自己的。因此，犹太人将一种持久、温和的刺激渗入社会结构之中。即使基督教源于犹太人，两者却是独立的。人们不断被提醒，基督杀手至今死不悔改。胸无大志的穷人的确处境悲惨，但犹太人在自私自利、陌生的商业竞争环境中努力向上爬时，他们也变得越来越躁动，也越发好斗……在敌对与厌恶的困境中，犹太人变得大胆、雄心勃勃。他们追求女性时往往是公开的、无所束缚的，所以时常收获成功。这激起了那些敏感怯懦的追求者们的嫉妒与愤怒。9
上述分析中的一些特点值得注意。总体而言，这项分析采用了“刺激对象”（stius object）的方法，着重于犹太人有哪些特性和做法激怒了他人。分析中的有些言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其他的言论却是虚构的、富有歧义的。 “他们”一词毫不严谨地指代了整个犹太人群体（而不是其中的个别成员），作者认为所有犹太人都将他人视为不如自身的，或“变得大胆、雄心勃勃”。但是作者并没有任何依据能够证明他们“追求女性”时比其他种族的男性更为“公开、无所束缚”。模糊性、暗示性和虚构性使上述对于反犹太主义的分析不足为信，这也是很多其他分析站不住脚的原因。
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除非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严谨度量事实依据，将犹太人群体的特质与精神动力过程都纳入分析之中，否则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作为替罪羊的共产党人
我们所选择的这一项分析是为了与上一项分析对照说明。与反犹太主义的情况不同，将共产党人作为替罪羊的历史并不悠久。共产党人并没有犹太群体那么高的识别度；他们更难被识别或定义。然而，共产党人在现实中的冲突基础（第14章）更为明显。
犹太人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也被称为“犹太人阴谋”，但我们绝不能将两者混淆。这种类并会在其他章节中解释（第2章、第10章、第26章）。它反映了偏见的普遍性和对厌恶对象感情层面的同化。
直至俄国革命之后，红色政党（共产主义者）才作为替罪羊在美国出现。因为在这之前，并没有符号或可识别的威胁存在。当然，过去所有类型的激进分子都曾被当作替罪羊；但是在1920年左右的美国，这个新的焦点已经逐步形成，并从此成为舆论的中心。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历史上曾出现三波迫害的高峰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这三段集中的迫害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共同特征：（1）在上述时期，劳工都处于对工业至关重要的地位——有两段迫害是处于战争导致的繁荣与充分的就业的时期，另一段则处于新政大大优惠劳工的时期，即使当时在经济萧条期间，劳工的势力也异常强硬。（2）这三段时期也恰逢经济与政治局势不明朗的社会动荡期。不稳定和恐慌的氛围笼罩了全社会。拥有资产的人尤为焦虑，他们的不安蔓延至了整个社会结构。在两段时期中，都有着大批对战争不满的退伍军人。而另一段时期，饱受不稳定因素困扰的失业人员形成了规模客观的群体。 （3）自由主义运动活跃于这些时期。工会势力日益增长，小型政党蓬勃发展，左派组织的言论也毫无保留。
“红色”标志是一种主要效能标志（第11章）。而“红色”作为俄国国旗的颜色，很容易让人想到“俄国人”，进一步使“红色”的定义囊括了所有意识形态上与苏联一致的人。任何持有激进的，甚至只是自由主义观点的美国公民都会被挟持其中。与此相矛盾的是，“红色”甚至涵盖了那些与俄国共产主义立场完全相反的自由主义者。
当局调查某起“策反”活动的事例能够鲜明地诠释这一点。审讯者这样询问一名有嫌疑的自由主义人士：
“你是共产党人吗？”
“不，”嫌疑人回答说，“我是反共产主义者。”
“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一点，”审讯者仿佛获得了胜利一般，“我们不在乎你属于哪一派别。”
即使我们无法清楚分辨谁或者什么是红色的（共产主义的），但是现实冲突依旧是敌意的核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产生这种敌意的缘由，俄国根本无法在军事上对美国造成威胁，国内的“共产主义”也是如此，情况完全被混淆了。在第199页，我们列出了与新近国内的替罪羊相重合的外号。这些名词数量巨大，易于混淆［“摇摆者”（wobblies）、“某裔美国人”（hyphenated-aricans）、“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但是随着情况逐渐明朗，冲突变得更为尖锐。随着俄国的崛起，美国这个国家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实际冲突成了焦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只有“红色”与“共产主义”这两项标志被显著地视为替罪羊的象征。美国共产党（虽然规模不大）与俄国“党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所达成的一致成了关注的重点。即使边缘定义模糊［“前台组织”，国务院、自由派、进步党、美国政府首席信息官（cio）、美国政治教育委员会（pac）等类似的机构中的温和派］，但现实冲突的核心是基础而又尖锐的。
美国共产党被控诉——且书面证据也似乎能够证明控诉的正当性：（1）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2）支持将生产和分配国有化；（3）无产阶级政府专政，摧毁公民自由；（4）提出通过征收与俄国式的“清洗”消除富裕阶层和大多数中产阶级。另一些不具说服力的指控包括（5）激进的无神论（6）不道德的性行为。（有一幕有趣的现实，即流传甚广的关于“俄国女性国有化”的传言，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消失。这可能是由于伴随着现实冲突的不断增加，人们不再需要含沙射影或虚构的传闻。）
当冲突完全是现实的时，我们既不会称之为偏见，也不再需要寻找替罪羊。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冲突本身是虚构的。它被情绪所助长，被武断的判断所扭曲，受刻板印象影响而越发加剧。虽然这一形势愈演愈烈，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混乱状况和1920年无甚差异。当时，支持压迫性的“勒斯克法案”（sk ws）者是这样陈述其立场的：
激进运动与通过和平努力换取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不同……这场运动……从这里开始……这场运动由德国普鲁士贵族阶级所赞助，作为其工业与军事征服计划的一部分……几乎威胁到了我们所珍爱的一切传统……法案反对繁荣的节俭阶级，这是共产党人尤为痛恨的阶级……它反对教会和家庭……攻击婚姻制度……以及美国的所有制度。10
除了提及普鲁士贵族阶级，这份倡议书听起来和现代人写的没什么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倡议书将共产主义与普鲁士不合理性地混合在一起（这两者在当时都为人深恶痛绝）；并使用了许多符号，“激进运动”。倡议书并非针对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只是被提及而已，它所针对的是所有激进分子。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勒斯克认为必须避免站在“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对立面。
事实是，并非所有的共产主义者的价值观都遭到了所有美国人的反对。与此恰恰相反，大多数人都盼望着“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一些俄国的改革是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抱有热情。然而，他们的热情很快就退却了。因为公民自由在人民民主运动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与一些劳工领袖的三分钟热情使他们自身成了“害群之马”。甚至连大学教授所写的客观说明文都可能被贴上亲苏联派的标签（因为他没有在文章中对苏联提出明确反对）。一旦有人发表了赞同共产主义的观点，就很有可能被称为“共产党人”。
因此，作为替罪羊的共产党人有着一项醒目的特征，即如冷却的油脂一般迅速凝结。几乎任何被厌恶的人，或在任何问题上被怀疑持有异见的人都能够被指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拥护自由、站在劳工立场、对于共产主义与其政策态度宽容，甚至客观的人。在反智主义盛行的时期，无论大学教授如何克制自己的情感，都洗脱不了自己的嫌疑。在15世纪的猎巫运动中，教宗英诺森八世（pope nocent viii）公开谴责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是“最为不知廉耻的忤逆”，因为他们认为巫术并不存在。11 在20世纪中期，任何呼吁批判地、辨别地看待共产主义及其所引起的恐慌的人，也会同样遭受来自高级别机构（参议院委员会，州立法机构，大学院校董事会）的谴责。
因此，选择共产党人作为替罪羊必须被解释为一种双重现象，它首先涉及了现实的价值观冲突——而这种冲突本身并不应被归类为偏见。但是，这种冲突导致了自闭思维、刻板印象和情感蔓延——主要是恐惧。技术革命、不断累积的债务、社会灾难、战争威胁、原子弹、失范使所有人忧心忡忡，大部分人都稳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包括拥有资产的中产阶级，以及那些在教会或其他机构中获得既得利益的人。一位作家这样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情形。这段记叙也同样适用于这之后的二十年。
如今（1935年）的“追捕共产党人”与1920年的危机相同，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导致的不容异议，人们恐惧变化……他们的运动使人们对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产生怀疑，并力图阻止任何对现状的改变……它为所有光喊口号不谈问题的个体和群体提供了一把简单的武器……在这个国家，共产主义所引起的恐慌得到了保守媒体和保守商业领导的充分鼓励。他们想要为所有社会、政治、经济变化都贴上一个简易的标签……创造一个替罪羊是绝对必要的……共产党人作为替罪羊总是有用武之地的。12
起初，可能是“反动派”率先将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视作替罪羊，但是随后，所有经济阶层都加入了这场运动。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他们所读到或听闻的关于反共产主义的宣传信息，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都了解并反对共产主义的本质，还有部分原因是对确定性与安全感的需求。偏见对于所有社会阶层都具有功能价值。那些恐惧自身宗教价值观受到威胁的人，那些担心战争发生而如今在共产党人身上识别出威胁的人，那些生活不如意而如今能够迁怒于国内外共产党人的人，都能够从替罪羊身上满足自己的需求。
最后，共产党人之所以成了替罪羊是由于这样的安排存在特定的剥削优势。不怀好意的人刻意煽动针对共产党的愤怒和恐惧，使人们出于对安全与保护的需求（第26章）而围绕在其左右。希特勒通过这种方式笼络人心（反犹演说），密西西比州的比尔博（bilbo，呼吁反对黑人），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歇斯底里地反对共产党）也是如此。
特殊场合的临时替罪羊
替罪羊的历史可能有几个世纪那么长，比如犹太人；也可能相对而言更为年轻，例如共产主义；又或者有些替罪羊只是稍纵即逝的，很少被记载在册。
在每日的报纸新闻中，我们能够发现“临时”替罪羊的踪迹。一场越狱，一个从州立医院逃脱的杀人狂，一次市政府贪污的曝光，一次吹嘘。出离愤怒的社论和被激怒的公众来信纷至沓来。有时，这些声音给出了他们各自所指认的替罪羊。群众的愤怒需要一个个体作为替罪羊，而且他们现在就想要。结果是官员的解职并非出于其罪行，而是因为牺牲了他，人们的愤怒就可以得到缓解。
以下的案例能够作为例证。在1942年11月28日，波士顿椰子树丛夜总会（nut grove）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火。13
这场灾难造成了近500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报纸编辑和公众信件都对此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一名服务员成了第一个替罪羊。他划了根火柴，企图用它代替电灯。然而他这一举动导致了高度易燃的纸质装饰品起火。报纸的头条宣称：“都是服务员的错。”这一指控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导向意图免除其罪行（部分出于他的自首行为）。有读者给报纸来信，写明愿意推荐他去西点军校；这名服务员甚至还收到了追随者的来信与金钱。另一名替罪羊是“不明身份的恶作剧者”，据说是他取走了灯泡；但是这并无法使负责这起案件的官员所信服。还有些指控指向消防领导、警察领导、消防员与其他公职人员。然而几乎没有一条新闻指出了这场造成人员巨大损失的事件的罪魁祸首，即群众的过度恐慌。只有一名官员说出了事实：“发生在波士顿的悲剧部分是由于在场众人心理崩溃而造成的。”人们需要一个具体的人为这一切负责。
渐渐地，人们将矛头指向夜总会的所有者、经理和其他股东。夜总会的所有者是犹太人。即使报道并没有指明他的种族，但仅仅是含糊其辞的暗示就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敌意。尖锐的评论例如“肮脏、不顾一切的犹太人”。夜总会的所有者也被认为与政府官员勾结，两者被指控“腐败”“谋求政治利益”，而共同成了这场事件的替罪羊。
在灾难发生后的一周内，人们就指认了所有不同的替罪羊。之后，人们对此的兴趣日益消退，直至灾难发生的两个月后，县检察长颁布了十份起诉声明，被告者包括夜总会的所有者、经理、消防员、建筑检查员等公职人员，人们的兴趣再次被调动了起来。这段时期报纸上再次充斥着人们的谴责。最后，只有夜总会的所有者被判处监禁。
我们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情绪动荡的人们将矛头指向特定的（几乎所有的）嫌疑个体。出于愤怒与恐惧，他们将单独的个体视为罪魁祸首。而人们的谩骂与谴责在替罪羊之间游移。随着人们情绪趋于平静，不再需要宣泄的出口，最后的审判往往比最初人们的呼声要温和、有限得多。一名替罪羊就足以安抚处于闹剧尾声的人们。而随着他被惩罚，这场灾难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会迅速结束。
结 论
虽然心理学原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偏见形成并发生的过程，但却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特定群体成了偏见的受害者，为什么迁怒并未发生在其他的群体身上。
在第14章中，我们通过研习一些社会文化规律，以预测特定少数群体会在何时成为敌意所指向的焦点。在本章中，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只有通过了解每个案例的历史背景，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问题本身。我们对两起案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反犹太主义，是起源于古代、十分顽固的偏见；反共产党则是在近代才发展形成的。具体实践方法也有助于理解临时替罪羊这一现象，在火灾发生后，公职人员成了替罪羊。
如果我们认为是人们在特殊场合下的处事模式决定了偏见的对象，那么我们就需要花费大量的篇幅去解释美国黑人、南非印度人、西南部的墨西哥人以及如今世上所存在的无数替罪羊所处的困境。这项工程过于浩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能力。我们只需说明研究的方法就足够了。
参考文献
1 r h lord history of the archdiocese of boston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46
2 cf l lowenthal and n guteran, prophets of deceit , new york: harper, 1949
3 anonyo apa an iry to the objects and purposes of the -called arican protective asciation staped astor library new york, 1895 (now at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4 hay讨论了基督教中反犹太主义的早期根源，见 hay, the foot of pride , boston: bean press, 1950。
5 s freud oses and onotheis new york: a a knopf, 1939
6 事实是，今天的犹太青年比年轻的基督教徒更普遍地抗拒他们祖先的宗教，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对宗教的价值观不太看重。见gw allport, j ion of the post-war lle student,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8, 25, 3-33; 也可见dorothy t spoerl, the vaes of the post-war lle student, journal of cial psychology , 1952, 35, 217-225。
7 j arita a christian looks at the jewish estion new york: longans, 1939, 29
8 l s baeck why jews the world? ntary , 1947, 3, 501-507
9 e j dgwall racial pride and prejudice london: watt, 1946, 55
10 c r sk radicalis under iry review of reviews , 1920, 61, 167-171
11 h kraer alle aleficaru (transl by surs) london: phk press, 1948, xx
12 j g ker red herrg onweal , 1935, 22, 597
13 helen r veltfort and g e lee the anut grove fire: a study scapegoatg journal of abnory , 1943, 38, clical supplent, 138-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