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2）

“你不明白，她不是那种女孩——”

“不是她，兄弟。是你啊。我认为你的所作所为相当卑鄙。”他看着我，“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了，一落千丈啊。你得承认，那样做很可耻。”

我确实惭愧，惭愧了一会儿，这是头一回。至于迪克，在真实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便不再提这事儿，我们又说起即将开始的罢工以及政府是否真的会允许它发生。

回到学校，没有写论文，而是看了巴特勒·休斯的《黑夜向北》。俗气但有趣的小说。

5月4日，星期二

萨姆纳

罢工开始了——今天的《每日邮报》都没印出来。老布朗普顿路非常安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开工的建筑工地。弼街街角马路上的那个大洞——他们正在修理下水道还是什么的地方——此时也没有工人，只剩几个丢弃的镐头和一把铲子，象征性地放在四周。

我去了切尔西市政厅，自愿担任临时警员。我宣了誓，他们给我一条护腕、一顶钢盔和一根警棍，命令我去警局报到。在那里，我被指派给一位正式警员，达克警官。达克长相英俊，是那种粗犷式的英俊，他下巴很宽，中间有道沟，眉毛又浓又光滑。我们在骑士桥街上走了四个钟头，没有看到任何暴动或骚乱的迹象。唯一让我觉得紧张的一回，是达克去一家酒吧旁边的小巷查探，让我站在外面的时候。四个男人正要走进酒吧——要我说应该都是工人阶级——他们停下来，盯着我。一个人说：“看看，你们来看看。是个临时警员呢。”他们都笑了。我走到几米开外的地方，甩着皮带上的警棍，努力装出轻松的样子，祈祷达克赶快回来，不过，他们没有继续骚扰我，而是走进了酒吧。没过多久，达克回来了，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还好吧，蒙斯图尔特先生？怎么见了鬼一样。”我没有告诉他我跟那些人的交锋，只是觉得奇怪，也有些担心，为何我的恐惧和焦虑会如此明显地写在脸上。考虑到要团结一致，我让达克叫我洛根。他略显尴尬地告诉我，他的教名是约瑟夫。我觉得他还是希望我叫他警官，或是达克。

迪克·霍奇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爱丁堡学开火车。哈默史密斯有些电车被罢工者破坏了，显然，还有流言说，利兹有一名临时警员被一个暴民给踹死了。

5月8日，星期六

达克和我一上午都在国王路和悉尼街的交叉口指挥交通——这任务一点都不累，因为马路上仍然非常清静。总之，达克说他要去喝杯茶、抽支烟，问我能不能自己在路口指挥十分钟。当然没问题，我向他保证。

一切进展顺利，我挥手让一辆小车通过，它左转上了国王路，但立马在皇宫剧院外停下来，司机下了车——是休·福瑟吉尔。我们的对话差不多是这样的——

我：你好，休。兰德怎么样？我好久没看到她了——

休：你他妈以为你在干什么？

我：我是临时——

休：你就是个工贼。你觉得这次罢工是闹着玩吗？

我：（惊慌失措）我只是觉得国家有难时，大家应该齐心——

说到这里，他突然朝我脸上啐了口唾沫，指着我，用最大的声音喊道：这人是下流恶心的工贼！几个路人停下来张望。一个戴礼帽的人大喊：让他做好自己的工作！又有人喊了声“工贼”。休怒视着我，回到自己车上，把车开走了，国王路恢复了正常。我擦去休的唾沫，一分钟后，达克警官漫步走来。“情况怎么样，洛根？”他问，“你要是想歇，就歇一会儿吧。肖菲尔德街上有个卖咖啡的摊子。”每次达克丢下我，似乎都有坏事发生。也许明天我应该说得了流感，不来了……后来，当我站在小摊前，抽着烟、端着咖啡杯时，我的两只手都开始颤抖了，抖得相当明显。是迟来的震惊吧，我猜。直觉告诉我，我不是搞政治的料。

5月12日，星期三

罢工结束。有点虎头蛇尾的意思，但终于结束了。我刚出现在警察局（警察局外停着两辆装甲车，士兵们挂着步枪站在车周围），达克就告诉我，都结束了——广播里刚刚宣布了：“政府在跟总工会谈判”（我们真的得买台收音机了：我觉得母亲一定会非常想要的）。我上交了头盔和警棍，留下条纹腕带作为纪念。

于是，大罢工就这样结束了，我该对它说点什么呢？它是我们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吗？我是否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微小的角色？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深刻见解：在这九天里，我的感觉就是漫长且乏味，夹杂着两个恐惧又羞愧的时刻。我为什么要去当临时警员？我当时没有多想，因为牛津的每个人都决心“要做点什么”。我有那么害怕工人阶级吗？是俄国革命的阴影使得牛津的年轻人都要自愿去为国服务吗？讽刺的是，这整件事留下的好处就是我和一位工人阶级的人——约瑟夫·达克成了朋友。他邀请我星期天去喝茶，认识一下他的妻子。

收到迪克的来信。他开的火车在卡莱尔附近脱了轨，两名乘客身亡。不知为何，感觉很有“迪克”风格。

6月28日，星期一

耶稣学院

留在学校确认明年的住宿问题。我很喜欢沃顿街一处地方的景观，那里离运河不远，我应该能在周三前和学校财务主管一起处理好各项事宜。我巴不得搬出去，可勒梅恩建议我不要搬。“不利于你认真学习。”他说。接着他又用不祥的语气补充道，根据他的经验，最后一年搬出学校住的本科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们理应学成的水平。我努力打消他的疑虑，说我之所以搬出去，就是因为我想更认真地学习，而学校的生活让我分心。

昨天，兰德和我在海丁顿见了面，我们沿着乡间小道，朝斯塔德汉普顿的大致方向骑着自行车。她给我带来了休写的字条，休为上次的行为道歉（我猜，朝妹妹的朋友脸上吐口水还是很少见的），可他仍然不赞同我破坏罢工的行为。我们坐在大米尔顿的草坪上，吃了三明治。从她说话的语气，我明显听得出来，她还是很在意那个波比·贾勒特。于是，我用迂回的方式让她知道，我自己也有“风流韵事”，只是现在结束了。“真的吗？”她问。“真的不能再真了。”我用最老练的语气回答。

其实，苔丝将我从对兰德的痴迷（说起来，还包括对露西的痴迷）中拯救了出来。现在，我跟一个女人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性关系，所以我可以用新的客观角度来看待兰德了——不会再让学校男生那种美好的激情幻想影响自己的看法。站在这个角度，我可以说我还是喜欢兰德——我坦率承认——但如果她更喜欢爵士阁下，她非要选波比·贾勒特而不是我，那就算了呗。

我们靠着惯性骑车，滑下加辛顿旁边的小山坡时，站在路边的一个男人突然喊起来。我们停了车：是兰德认识的一个人，他的名字我听着好像是叫西格（西格斯蒙德？）·克雷[26]。他带着素描本和水彩颜料，穿着粗糙的花呢外套，看起来比他的身材足足大了三个尺码，原来，他现在就住在这里的庄园里。他过早地秃了顶，留着海盗般浓密凌乱的大胡须以作补偿。他邀请我们回去喝茶——他不接受我们的拒绝（这就是所谓的强迫性人格吧）。我们把自行车重新骑上山坡，把它们停在庄园前门我曾见过的最大的一排紫杉树篱的避风处。他带我们绕到旁边一处相当漂亮的带拱廊的石露台上。从那里，我们可以一直望到迪德科特，我们脚下是朝着倒影池倾斜延伸的花园，园中处处点缀着雕塑，古老的圣栎树投下凉荫。西格斯蒙德按铃，让女仆端茶来，女仆告诉他，茶点已经上过了，现在都收拾干净了。“我就要茶。”西格斯蒙德说，当然，茶还是来了，还有三明治和半边水果蛋糕。我们喝茶吃点心时，西格斯蒙德指给我们看在漂亮的大湖边漫步的客人：弗吉尼亚和里奥纳德·伍尔夫[27]、阿道司·赫胥黎，还有位斯彭德—克雷小姐（西格斯蒙德坚称自己和她没有亲戚关系，还说他想娶她，因为她是全英格兰最富有的女子之一）。接着奥托琳·莫雷尔女士来到露台上，批评亲爱的西格怎么又点了一次下午茶。“从没见过那么寒碜的第二道下午茶。”他这样解释作为回答（她似乎挺喜欢他这种唐突的反驳）。我被引介给她——她早已认识兰德——还有谁是兰德不认识的吗？奥托琳女士穿着一袭紫裙，披着羽状图案的披肩，满头鲜艳的红发。一开始，她对我很热情，让我一定还要再来加辛顿，接着又问我在哪所学校念书。我说是耶稣学院时，她愣了一秒钟，仿佛我说的是天涯海角，但很快她便恢复常态。“耶稣？”她说，“我不认识耶稣学院的人。”

“也许你认识我的导师，菲利普·勒梅恩。”

“哦，他呀。我要是你，就换个导师，斯图尔顿先生。”

这会儿，其他客人都从湖边零零散散走上来，他们出现时，我被一一做了引介（引介我的是西格，他记得我的名字），于是，我跟伍尔夫夫妇、赫胥黎以及英格兰最富有的女子都握了手。

“这位年轻人是菲利普·勒梅恩的学生。”奥托琳女士意味深长地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

“啊，那个道貌岸然的老狐狸呀。”她说，除了我，大家都咯咯地笑了。伍尔夫女士上下打量我：“我惹你生气了，我看得出来。你大概很崇拜他吧。”

“才没有呢。”可还没等我再说话，奥托琳女士就说他们都要上去换衣服了。兰德和我便悄悄溜走了。

9月30日，星期四

活动：七月，杜维尔（和母亲及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一起）。房子不错，天气糟透了。接着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热得我们都快中暑了。八月：去了迪克在加拉希尔斯的家。开枪射很多鸟——但我可以很高兴地说，一只也没打着。八月二十日，出发开始我的旅行。和本在巴黎待了三天，接着是维希—里昂—格勒诺布尔—日内瓦。然后去了耶尔，与霍顿—道斯夫妇一起住在他们在新镇买的别墅里。耶尔非常漂亮，有城堡，有棕榈树，就是英国人太多。甚至有一位英国的副领事（是霍顿在军队里的老朋友）、一座英国教堂和一位英国医生。至于詹姆斯，我现在必须学着这样称呼霍顿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尖刻，他禁止谈论有关艾比学院的话题。辛西娅则全然可亲可爱，他们似乎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而且他们的幸福很有感染力——我想我在那儿度过了这辈子最放松的十天。辛西娅上午练钢琴，我通常会跑去贝拉海滩游泳。他们家的厨子手艺很好，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吃晚餐，聊天、喝酒、听留声机播放的音乐（音乐风格迥异：有马斯奈[28]、格鲁克[29]、维瓦尔第、勃拉姆斯和布鲁赫[30]）。詹姆斯说，他会在我离校前去牛津看我：我实在不甘心接受我最后一个学年即将开始的现实。

总之，这里的住宿条件不错。我有自己的卧室，跟一个名叫艾什的人共用客厅和卫生间。艾什念的是生命科学，所以我们几乎无话可说，他不在房间，一般就在马路另一头的维多利亚酒馆，或凯布勒旁边的化学实验室。我们的房东先生和房东太太亚瑟和塞西莉·布鲁尔住在下面的一楼。布鲁尔太太提供早餐和晚餐，午餐必须提前二十四小时预订，并额外支付六分之一的服务费。我住在这里不会开心，但应该会觉得满足。

八月的假期，彼得邀请我跟他和苔丝一起去爱尔兰自驾游。自从我们最后一次共度周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苔丝，一想到要在“斯卡比尔斯先生及太太”之间当电灯泡，我便无法忍受。我编了个借口，但我觉得彼得有点怀疑了。他问我是不是和苔丝发生过争执——“我每次提到你的名字，她都会岔开话题。”我说，绝对没有，我认为她是个很棒的女孩。我现在写着这些，还是会想起她，还有她宽容、单纯、性感的本性。她释放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即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第一次全身心投入的性经历很可能会决定你余生的需求和喜好。我会花费数年寻找另一个苔丝吗？对我而言，咬短的手指甲永远会是一种符号，一种性意味的标签吗？

11月12日，星期五

在乔治酒店与勒梅恩及詹姆斯·霍顿—道斯共进晚餐。这个时候，辛西娅偏偏去了安特卫普举办音乐演奏会，所以，在场的全是男性。我们一开始还有点戒备，我认为，我感觉那两人间有一种相互竞争、争先恐后的气氛——谁最了解我，我最应该感激谁，谁对我的影响最深刻、最长久？——可我们不停地喝酒，吃完汤和鱼之后，便放松下来。勒梅恩和霍顿开始说起共同朋友的故事——这个下院议员啦，那个国务院副部长啦，又有一个“落魄的”啦。我说，这种关系网让我叹为观止，就像身在牛津的间谍首脑在海外布下的无数密探的天罗地网。霍顿说：“啊，是的，菲利普小心翼翼织好的网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大得多呢。”突然，我想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小邂逅，我跟勒梅恩说，他的名字在加辛顿引来不少敌意。他听说这事后很开心——是真的很高兴——他告诉了我们那仇恨缘何而来。

他曾两次受邀去加辛顿：第一次没什么可说的（“我受到了考验，并且通过了。”他说），但第二次——一九二四年的那次——却无比尴尬。

“我们闲站着，等待进屋晚餐。”勒梅恩说，“这时，我听到身后一群人中有个女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不，我知道准确的时间：就是在一九一〇年的十二月，人类的性格发生了改变。’”

当时，勒梅恩转过身，对着旁边一个人不假思索地说：“你要是想找一句话来举例说明一个愚昧且不自知的人，那刚才那句话再好不过了。”说完他没再多想。接着，他又补充道：“不对。我想，我话说得有点过了。”可不管怎样，这些话传到了奥托琳·莫雷尔的耳中。作为真正的朋友，她立刻把话转述给那位声音洪亮的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刚在剑桥做了一场什么演讲，自己特别满意，正把这个观点四处传播给所有人。突然间，我这个讨厌鬼出现了。晚餐结束时，凯恩斯[31]找到我，问我对弗吉尼亚做了什么。我离开时，奥托琳甚至不愿跟我握手。”

她是鼎鼎大名的小说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对别人的批评竟做出如此不友善的反应。

“显然，她的神经敏感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勒梅恩说。

“她的思维就是那样，”霍顿说，“自学成才者本质上都有不安全感。”他朝勒梅恩微微一笑：“她大概是觉得你太聪明了。”

“这是对英国人的终极羞辱，”勒梅恩说，“我罪有应得。”

于是，我们继续聊才智和它五花八门的好处（其间又批判了伍尔夫女士好几次。）

可你确实太聪明了，我说。有时候这不是优点，是祸根。

“你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勒梅恩说。我不赞同，但他不肯饶过我：“别贬低自己的智力，洛根。你是幸运的——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无知可不是优点。”

接着，霍顿把话题转到我未来的发展上，有点太突然了，我觉得，我意识到他们在谋划什么。我说我想写完雪莱的那本书。

“空闲的时候写，”勒梅恩说，“万灵学院怎么样？你可以试着申请研究生奖学金。”

我笑着表示否定，这餐饭我喝了太多酒，不适合进行严肃的讨论。当我们穿上外套时（勒梅恩还在餐厅里跟一个认识的人说话），霍顿说：“考虑一下吧，洛根。菲利普很少这样鼓励别人。”

“你是想说，那只蜘蛛想在万灵学院也安排一个他的人吧。”

“嗯，是有这个原因，不过这总算是个好主意。他显然认为你很有能力。你总不想最后成为我这样又老又惨的学校校长吧。”

“但你很幸福啊。”我脱口而出，想到了他在耶尔与辛西娅的生活。

他忍不住微笑。“是啊，”他说，“我觉得我挺幸福。”

11月13日，星期六

今天晚上，艾什来敲我的房门，给了我一瓶烈性黑啤。我们喝着啤酒聊起了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个相当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原来，他还是个高尔夫球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来自伯明翰。他讨厌牛津。他父亲是巡回法官，坚持要让他子承父业。我们聊了好久，主要是关于我们都熟悉的那个伯明翰。现在他走了，我生出莫名的伤感，想不出是为什么。可突然，我明白了，所有这些关于高尔夫和伯明翰的谈话让我无意间又一次想起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