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

（3月10日，星期三）

图卢兹机场。我在等去瓦伦西亚的飞机——延误一个钟头了。今天是星期三——我是星期一晚上离开伦敦的。我觉得我还在经受余波的影响：我不知道我留下的是什么。不对——你很清楚你留下的是什么。你不知道的是，等你回来时你会看到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跟往常一样，我在索普过周末。搭早班火车来到伦敦，在陆海军商店买了一些在西班牙应该会派上用场的东西（强力手电筒、五百支香烟、超保暖的衣服等）。午饭后，我回到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我把衣服在床上铺开，正准备打包时，门铃响了。我下楼开门，发现洛蒂和莎莉（罗斯）站在门口——很开心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洛蒂好像说：“你忘带你的手稿了，我们正无聊得很，所以决定来个伦敦一日游。”她把文件夹递给我（二十四页写得很差劲的《圣让的夏日》——我没打算把它带去西班牙，特意把它留在了索普）。莎莉说：“喂，我说，洛根，你难道不打算请我们上去吗？”

我能说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在公寓里，莎莉立刻意识到了什么，她像机关枪一样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洛蒂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她环顾四周，我看到她变得僵硬。“这儿真是不错……”这话才说了一半，便卡在她的喉咙里。她们没有走进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没有必要了。她们发现了一个女人在这里存在的痕迹。无论是宫殿，还是茅屋，这种痕迹是显而易见、确凿无疑的——是一种存在感、一种秩序感，哪怕最整洁的独居男人也不可能制造出这种感觉。她们以为这里只有最基本的功能性的东西——我跟所有对德雷考特大道公寓好奇的人，都是这样描述的：“也就比和尚斋房好一丁点儿。”可现在，这几个昏暗又温暖的房间一看就是有人精心打理且长期居住的，它们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伦敦过着秘密的生活；另外还有我的书、我的画，那些奇怪又有趣的家具。洛蒂变得非常安静，莎拉却欲盖弥彰地越说越起劲儿，最后，她终于脱口而出：“你知道吗，亲爱的，我们要是抓紧时间，还能赶上五点的火车。”这是完美的退场白，听到这话，我们都赶紧下了楼。洛蒂恢复常态，勉强说：“在西班牙好好照顾自己。”我跟她俩吻别，挥手送她们走上德雷考特大道。

我在椅子上坐了半个钟头，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我想到即将前往的战场，应该采取的行动，可能逃避的办法、借口、谎言……芙蕾雅回家后，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她吓了一跳，但又朝我露出她特有的表情，说：“很好。我很高兴。我们是时候不再藏着掖着了。”

此时，我坐在图卢兹，想着可能的后果，我发现，芙蕾雅的观点大体来说是明智的、正确的。我却感觉——怎么说呢——这一切都是强加到我头上的，这样的情况就不应该发生。我本可以用谎言摆脱与洛蒂的虚伪婚姻，让她不至于如此伤心，自尊心也不至于受到如此打击。但现在不可能了。他们刚刚宣布我的飞机还要延误三个钟头。

3月15日，星期一

瓦伦西亚。东方酒店。才不过几个月，这里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共产主义者（psuc）似乎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社会管理水平因此有了好转：在外国媒体管理局，我得到了前往阿拉贡和马德里前线的通行证。英国记者们徒劳地抗议着这种偏袒行为：他们被排在最后——我们的不干预政策激怒了共和政府。有位记者告诉我，海明威也在这里，住在维多利亚女王酒店的大套房。我得去拜访他。

稍后。海明威非常热情——他说他准备去马德里拍纪录片。他从来没听说过杜森伯里新闻社。“他们给你钱了吗？这才是唯一的标准。”一分不少，我说。他也和一家名叫新闻联盟的新闻社签了合约。他每用电报发一篇报道，就有五百美元，每用邮件寄一份报道，就有一千美元，而且还不用超过一千二百字。天哪：几乎是一个字一美元。如此看来，杜森伯里有点相形见绌了。“多报点开支。”海明威建议。此时的他太讨人喜欢了，他心情开朗又愉快，我们喝了不少白兰地。他告诉我，马德里的佛罗里达酒店是那里唯一像样的酒店。我说，我们就一个月后在那儿见。我明天就要回巴塞罗那跟福斯蒂诺碰头了。我发现，我很高兴回到西班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很刺激，还因为它可以让我不再思考、不再担心洛蒂可能会做什么或说什么。给我的芙蕾雅写了封情书，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可并未具体说明我会采取哪些行动。

3月18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福斯蒂诺和我坐上军队火车，哐当哐当地向阿拉贡高原缓缓进发。天气冷得要命，我穿着我在陆海军商店买的保暖内衣裤。我们在一个叫圣维森特的小镇过夜，住在部队设在民宅的临时宿舍里，这里离前线只有大约一千米。我带的香烟让我大受欢迎。我们每人都吃了个大大的墨西哥薄馅饼，一包香烟就能换酒，想喝多少有多少。福斯蒂诺警告我要控制供应量：“西班牙所有的烟草都是从加纳利群岛来的。”我意识到：弗朗哥控制了烟草；共和军很快就将无烟可抽。

巴塞罗那也有了变化：那种令人兴奋的革命激情似乎消失了，整座城市仿佛回到了战前的状态。到处都是穷人，富人相当打眼。昂贵的大餐厅宾客盈门，可买面包的人依然排着长队，乞丐和流浪儿童又回到兰布拉斯大道的商店外。晚上，你可以看到妓女在门廊和街角游荡，脱衣舞夜总会又打起广告。去年的那种气氛都消失了。我问福斯蒂诺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共产主义者正慢慢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接过控制权。“他们对治理更有兴趣，”他说，“他们也更有组织。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们把自己的原则先放到了一旁。与此同时，我们却只有自己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只想为人民争取自由——这是我们热切渴望的目标——我们痛恨特权和不公。我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轻轻笑了笑，像是念咒语般重复着自己的话：“爱生活，爱人类。恨不公，恨特权。”听到他如此衷心地说出这些话，我有种奇怪的感动。“谁会不赞同呢？”我说。我给他引用了契诃夫的两种自由论：他追求的是远离暴力的自由和远离谎言的自由，此外别无所求。他说他更喜欢自己两种爱和两种恨的口号。“可你还忘了一条，”我说，“爱美丽。”他微微一笑：“啊，是的，爱美丽。你说得一点没错。你看我们多浪漫啊，洛根——内心深处我们多浪漫啊。”我朝他咧嘴一笑：“内心深处我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听到这话，他由衷地开怀大笑，出人意料地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

3月19日，星期五

我们被带到前线。雾蒙蒙的拂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维森特就是一堆杂乱的石屋和土房，有些已严重损毁，房屋间的狭窄小道被来往的汽车、行人和动物压得泥泞不堪。天寒地冻。我们艰难地走在小块贫瘠田地间的路上，田里挂着白霜的冬麦正显出第一抹绿意。我们的目标是前方的山脊。郊野景色荒凉，几乎没有一棵树，只有大风呼啸中的低矮灌木（我能认出迷迭香）覆盖着锯齿状的山脉和远处的悬崖陡壁。

战壕在山脊上——在堆积的岩石和沙袋后面的土沟里，或是在山上避风处挖出的更大的山洞里。战壕（仅有一百米左右的长度）后面，有一排带刺的铁丝网，接着便是向山下河谷陡然下坠的峭壁。在河谷对面高耸的山顶上，我看到几座炮台和一面飘扬着的橘色和黄色旗帜——那是法西斯的阵地，就在八百米之外，我甚至能辨认出士兵们走来走去的身影，像蚂蚁一样。很明显，这里并不危险——大家连头都懒得低。福斯蒂诺将我介绍给中尉，他竟然是英国人。他神情阴郁，满腹猜疑，他说他叫特伦斯，故意没告诉我他姓什么。他以前在查塔姆码头工作，他说。他带我在阵地草草逛了一圈：大家挤在小小的火堆周围，个个胡子拉碴，浑身污秽，士气低落，他们古老的武器上满是泥渍。特伦斯解释说，前线的这片地区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掌握——他们就是托洛茨基派。只有共产主义者的军队才能拿到俄国的新式武器。“俄国人不给我们武器，因为我们反对斯大林，”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写到报纸上。我敢肯定，弗朗哥会很感激你的。”他说起瓦伦西亚的政府时，那轻蔑甚至超过对敌人的仇恨。

我们翻过战壕，尽可能往前走到铁丝网边。朝山坡下仔细打量，我好像看到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是个摩洛哥人，”特伦斯说，“他们一月份向我们进攻。我们把他们打跑了。”就在这时，我听到几声干脆的响声，像两块石头对击。“有人向我们开枪吗？”我问。“是的，”特伦斯说，“不过别担心，他们离这里太远了。”

离开时，我给了他两包香烟，他头一回挤出笑容。

（3月20日，星期六）

我意识到，我能在阿拉贡前线看到的一切都已看完，我们准备离开。福斯蒂诺和我一早上都在等卡车把我们带回铁路终点站。所见让我们心灰意冷。福斯蒂诺还指出，他受的打击比我更甚：我反正过几天就要走了，可这是他的战争，他必须留下。他必须依靠这些抵抗法西斯的意象坚持下去。

我们在大街上唇枪舌剑，溜达到教堂。教堂里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全被当柴火烧掉了），现在被用来关骡子和养鸡。我拿出旅行手册，大声念道：“圣维森特有一个小小的罗马式教堂，值得一游。”我们坐在地板上抽烟，用我的酒壶喝威士忌。你在马德里会待多久？福斯蒂诺问。一周吧，十天——我也不知道，我坦白，我真的应该尽快回家了。我朝他微微一笑。我的婚姻有麻烦了，我说。我告诉他芙蕾雅的事，还有我们的双重生活，我在伦敦和诺福克的两头安排。我妻子发现了，我说，就在我来西班牙之前。

他露出遗憾又同情的表情。接着，这小小的坦白仿佛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放了心，他在一张纸片上草草写下一个地址。“你到了马德里之后，如果能去找这个人，他会给你一个要转交给我的包裹。等你回到瓦伦西亚，我会去找你拿。你要是能帮忙，我将感激不尽。”他从我的表情看得出来，我有些不情愿，我不想被卷进任何偷偷摸摸的勾当。“别担心，洛根，”他说，“这事儿跟战争毫无关系。”

4月5日，星期一

马德里，佛罗里达酒店。今天晚上响起空袭警报，但应该是虚惊一场——我没听到有炸弹落下。后来，我跟海明威和玛莎[49]一起用晚餐。吃到一半，一个讨厌的俄国记者加入我们的行列。今天早上头痛，玛莎带我去奇科特酒吧，让酒保调了海明威最喜欢的狗毛鸡尾酒给我——朗姆酒、青柠汁加葡萄汁——我感觉稍微好了一点。

接着，我们坐电车去大学区，按玛莎说的，“去看看战况”。离开酒店在城区旅行的感觉很奇怪，这座城市虽然正处在战争中且伤痕累累，但仍在这个周一显露出正常的迹象——商店开着门，人们各忙各的。结果，突然你就发现你站到了前线。

在大学区里，街道上的碎石瓦砾多了许多，房屋被毁，每一扇窗户都被震碎了。出示新闻记者通行证后，我们被带进一幢公寓楼，我们爬到顶楼，找到一个被用作机关枪火力点的房间。透过堆着沙袋的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丑陋的水泥大楼，那都是新的大学建筑。这里的气氛十分低落：士兵们围坐着抽烟玩牌。自从去年十一月法西斯的大进攻被击退后，战局已僵持数月。

民兵队里一位年轻上校（他留着一小撮柔软的胡须，像个男孩）把他的望远镜借给我们，我们从堆在窗口枪眼旁的沙袋上望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排排的战壕和地桩，设置了路障的街道和带刺的铁丝网，还有被炮弹炸起来的一堆堆泥土，以及建筑物正面水泥墙壁上的子弹和榴弹痕迹。往西望去，能看到曼萨纳雷斯河的浅浅河谷和圣费尔南多桥。今天天气晴朗，略有薄雾：春天在战争中来临了。

玛莎向这位来自瓜达拉哈拉的上校问了几个问题，她想知道人民阵线上个月在那里取得胜利的一些细节。我给她当翻译。玛莎高个长腿，满头金发，算不上特别漂亮，但有美国人特有的幽默风趣和满满自信。她和海明威现在应该是情人了，不过在公众场合，他们非常谨慎。我知道海明威在美国是有妻有子的。玛莎细长的金发让我想起芙蕾雅。海明威忙着拍他的电影[50]，我都没怎么见到他。想到我们俩都有婚外情，我感觉很奇怪。

得到她想要的信息后，玛莎便离开了，我留下来，想用这些材料以某种形式给杜森伯里写成一篇报道。他们之前拍来电报，让我不要再给他们寄那么多材料了——我感觉大家对战争的兴趣在慢慢减退。这时，就在扫视大学之外的景色时，我看到好像有一辆装甲指挥车从蒙克洛亚沿路开来。车身漆成灰色，车窗和挡风玻璃都被带有细缝和发射孔的金属板所取代。我把车指给上校看，他说：“我们来吓吓他们。”我有种感觉，他这样做是为了打发无聊，而不是要真的战斗。他们把机关枪调到最高的位置——那辆车离这里应该还有一千米远——上校朝我做了个手势，像是邀请我坐到桌边，他说：“要不你来试试？”

我坐在固定在机枪三脚架旁的小桶上，通过瞄准器观察。机枪上有握把，还有个士兵站在我旁边，将一条条弹带送进枪膛。我从瞄准器里瞄准那辆车，它正沿着一条有筑堤防护的车道，悠闲地朝大学里的一处建筑开去。我扣动扳机，打出一长串子弹——一眨眼，路基上便腾起一片尘土。我又开枪，并微微摆动枪口，我看着子弹把车前方的柏油路打得稀烂——车猛地停下，开始往后倒。天哪，这可真好玩，我想。我再开枪，让子弹疯狂地扫过路面，直到看见车被打中才停下。欢呼声响起。车后退着拐过街角，不见了。

我坐了回来。上校拍拍我的肩膀。负责装弹带的人咧嘴一笑，朝我露出他的银牙。我感觉全身颤抖，同时无比紧张。“给他们点教训，”上校说，“他们以为这是什么？难道是——”

这句话他再没说完，因为整个房间突然到处都是乱飞的金属片、掉落的石膏板和砖灰。窗户对面的墙壁被打出好多拳头大小的洞，几秒钟时间，石膏板便成了碎末。每个人都趴到地板上，爬到外墙的墙角。我也扑到一旁，我面前的沙袋仿佛就要爆炸了。一颗子弹打中装弹带的士兵，他发出惨叫，手里的弹带掉下来。鲜血从他的手上溅到我的外套上。

应该有两三挺机关枪瞄准了我们的位置，同时猛烈开火，它们没完没了，感觉像持续了一个钟头，实际可能只有五分钟左右。我躺在地板上，双手抱头，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重复“池塘有鱼，池塘有鱼”（我母亲建议我害怕时就这么念，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一块巨大的石膏掉到我腿上，我吓呆了，愣了一两秒钟。在我的右边，之前给机关枪上弹带的人在痛苦呜咽。他右手的小手指快断了。血流如注，在地板上和着灰尘混成一摊小小的血泊，后来，上校想办法把它包扎起来，才止住了血。

枪声开始变得断断续续时，上校和我爬到门口，把门扭开，匍匐着爬到楼梯平台上。我站起来，拍打身上的尘土：我的嗓子快要冒烟了，全身都在颤抖。“你赶紧走吧。”上校粗暴而冷淡地说，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坐在房间，写着这篇日记，我意识到，我已发出了我在战区的最后一篇报道。现在，我要回家了。这是我这辈子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的衣服上全是石膏灰的气味，我的脑子里还在回响着成千上万颗子弹打进那个房间时的砰砰轰响。“池塘有鱼，池塘有鱼。”躺在那儿时，除了这句话，我脑海里只有芙蕾雅和芙蕾雅收到我阵亡电报时的模样。你在这里做什么呀，你这傻瓜？你一直假装这个地方需要你，可你只是在偷偷拖延回去的时间。杜森伯里新闻社对你有多重要啊？回家吧，你这傻瓜，你这蠢货。回家吧，好好收拾自己的生活。

4月9日，星期五

瓦伦西亚。在马德里的最后一晚，我正收拾零碎东西时，看到了福斯蒂诺在圣维森特给我的纸片。上面是一个地址，在萨拉曼卡区，仅此而已。我决定帮他这个忙。我来到楼下大堂，问门童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正当我认真查看市区地图时，海明威和伊文斯来了，他们走过来看我在干吗。做了解释后，我感觉海明威的好奇心立马被勾了起来。

“没有名字吗？没有联系人？”

“就只有一个地址。那边知道我要去，他说了。”

“我们一起去，洛根。”他说，他带着我走出酒店，来到他的车旁，车里有司机在等着[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