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2）
我们开车沿阿尔卡拉大街来到丽池公园，接着又往北开向萨拉曼卡区，迂回绕了几个圈之后，我们找到目标街道，将车停在一幢巨大的十九世纪公寓楼外。
“你在这儿等着。”我对海明威说。
“怎么可能？”
门房带我们走上楼梯，来到三号公寓，我按响门铃。一位年老的用人开了门。他身后的公寓似乎很大，光线昏暗，一些家具被罩上了防尘罩。
“我们还以为你们不会来了，”用人说，“哪位是蒙斯图尔特先生？”
我给他看了我的护照。
“他是谁？”用人问。
“不用管我。我是他的朋友。”海明威说。
用人离开片刻，回来时拿着一卷东西，像是一小张卷起来的波斯地毯，用绳子牢牢捆着。从他手里接过来后，我们便离开了。
回到酒店房间后，我打开包裹，铺开地毯。海明威像个小孩一样激动不已。地毯里是七幅未展开的油画，我把它们在床上摊开。
“是胡安·米罗[52]。”我说。
“是米罗，”海明威说，“他妈的。”
“这是不是太吓人了？”
“哎呀，米罗正好还是我的朋友呢，”海明威说，他的语气中少了几分温和，“我有一幅他早期的画，很大的——跟这些不一样。”
“这些都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说。这些画布都很小，大概只有九十厘米长六十厘米宽，应该是米罗在他后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典型作品。我把它们又卷了起来。
“谁会有七幅米罗的画？”海明威说。
“还有，为什么选我当信使？”
“问题太多，”他说，“我们去奇科特看看能不能弄明白吧。”
4月12日，星期一
又回到巴塞罗那，没有福斯蒂诺的任何消息。给媒体管理局和新闻部总部打了电话、发了电报，没有回复，我觉得还是亲自去问问比较好。
于是，今天早上，我去了外籍人员管理处，找到最开始安排他给我当媒体联络员的那些人，他们告诉我，他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每个人都表情凝重，满脸疑惑，不多说话。好像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我离开大楼时，一个华发早生的年轻人跟着我走出来，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他不肯告诉我他的名字，他说福斯蒂诺大概在十天前被捕了。“被谁逮捕的？”我问。“警察。”“什么罪名？”他耸耸肩。“一般都是叛国罪：这最简单了。”我问福斯蒂诺有没有妻子或家人。只有个妈妈，在塞维利亚，他告诉我——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塞维利亚在法西斯战线后面。他一家人最初是从塞维利亚来的，花白头发的年轻人告诉我，说不定这就是他倒霉的原因。说完，年轻人离开了。我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塞维利亚很早便落在那帮将军手里了。
稍后。今天下午，我回到酒店，前台有一张给我的纸条，是打印的，没有署名。上面写着：“福·帕雷迪斯在拒捕时被警方击毙。有人指控他是法西斯间谍。勿在巴塞罗那久留。”震惊过后，我开始思考这是不是真的。也许这是个恶作剧？又或者，福斯蒂诺真的成了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受害者？要不，他真是间谍？在这场战争中，怀疑、猜忌和捉摸不定的真相似乎都司空见惯。然而，我还是不敢相信他已死去。我想到福斯蒂诺和我们之间短暂的交集，以及他在喊出那句无政府主义者“爱生活，爱人类。恨不公，恨特权”的口号时嘲讽的怀疑态度。这句话作为墓志铭不算很差。现在，我成了胡安·米罗七幅画作的持有者——我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也不属于福斯蒂诺。我该怎么处置它们？
（第二天，洛根回到瓦伦西亚，五天后，他再次回到伦敦，他把那七幅画卷在波斯地毯里随身携带。跟往常一样，他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去了索普。在那一年稍晚的时候，他把回来后发生的事以备忘录的形式写了下来。）
（9月）
经历了这几个月没完没了的跟律师碰头、开会以及感情的剧烈波动后，再将事情的经过有条理地记录下来似乎是明智之举，毕竟，我不能只依赖我当时潦草写下的笔记。
四月，我从西班牙回来，跟芙蕾雅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时光，心里却越来越焦虑。洛蒂不知道我已回来，我希望能以一种暗示一切如常的状态回到索普，至少一开始能这样。芙蕾雅说，没人试着联系她；不过，在我离开后的头两三天，她总感觉有人在监视这套公寓：她下班回来时，曾连续两天在街上看到同一个男人。
我给洛蒂发电报，说我回来了，我带着既恶心又恐惧的感觉，登上开往诺维奇的火车。是我即将面对的控诉，而不是我打算要做的事，让我早早感觉到疲惫和厌倦。芙蕾雅和我长谈过，我们认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切都告诉洛蒂，请求离婚。可当我到家时，家里空荡荡、阴沉沉的。洛蒂和莱昂内尔不见踪影——我知道，是我的电报让他们躲到艾奇菲尔德去了。
我给艾奇菲尔德打电话，出乎意料，接电话的人是安格斯。他的语气冷冰冰的，很平静，他说他第二天早上会来找我。
“我想跟洛蒂说话，拜托了。”我说。
“她病得厉害，不能说话。她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这也正是我来接电话的原因：你有什么想说的，都跟我说。”
“天哪，”我开口道，“这样可不是——”
突然，他几乎是冲着我尖叫起来：你这恶心的脏东西！你跟那婊子鬼混在一起——我挂上电话，切断他的声音。
第二天的经历让人格外难受。早上，安格斯带着家族律师来了，一个叫华德路的人，他通知我，我天黑前必须离开索普，我和洛蒂的联名账户已被冻结（法庭下的命令），我将面临起诉，我必须支付洛蒂和孩子的赡养费，要是想见莱昂内尔，我每个月可以有一天跟他见面，但必须提前十天给出书面请求，说明我的打算。律师说个不停时，安格斯就坐着，默默地对我怒目而视。我把他们俩都赶了出去。
在前门，安格斯对我挥出一拳，我躲开了，还狠狠朝他胸口打了一下，我出手很重，他倒下了。要不是华德路拉着我，我还要狠狠踹他一脚。安格斯看起来就快哭了，华德路扶他上了车，他一直在大吼大叫，说着各种威胁人和侮辱人的话。他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53]。
接下来，我们进入律师之间的拉锯战。我找到一个不错的律师，叫诺埃尔·兰格——是彼得·斯卡比尔斯推荐给我的——兰格和华德路便对着干了起来。我不反对离婚，但拒绝满足他们的其他要求。照例，一切问题最终归结到钱的问题。我原本以为索普的房子一半是我的，因为它是艾斯莱德和伊妮德送给洛蒂和我的结婚礼物，但结果，它只属于洛蒂名下的基金。看来，伯爵对自己女儿的婚姻能否长久也没有信心。我利用这个信息，将我从《女孩工厂》挣到的部分稿费解了冻，这笔钱原本被绑定在投资和联名存款账户中。我们唇枪舌剑，来来往往。兰格干得不错，但收费也不低。我发现我写的报刊文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了。
到最后，就在我们好像把一切厘清时，他们又非让我走一遍被捉奸的过场。我绝对可以肯定，这是安格斯·卡塞尔的主意。其中会涉及的龌龊勾当让我十分郁闷：我得雇一个妓女，在酒店订一个房间，还得跟某位酒店员工合谋，让他“发现”我们，还得让他签口供。我把他们的要求告诉芙蕾雅后，她说：“挺好的，那我们就一起过个堕落的周末呗。”
我们去了伊斯特本，酒店女服务员给我们送早餐时惊恐地发现，我们俩竟然真的躺在床上。芙蕾雅大喊：“早上好。对了，我跟他可没结婚哦！”可怜的女孩在我们的开怀大笑中离开了房间。
上周，法院下达了离婚暂准令，《泰晤士报》上也登出启事，标题为《伯爵之女与畅销小说家离婚暂准令已下》，内容是这样的：“索普戈丁厄姆，索普府邸的莱蒂西亚·蒙斯图尔特女士请求解除与洛根·贡扎果·蒙斯图尔特先生的婚姻关系，该诉求未遭到反对，离婚理由为蒙斯图尔特先生与芙蕾雅·德弗雷尔小姐在伊斯特本威斯敏斯特酒店的通奸行为。离婚费用由蒙斯图尔特先生承担。”
我精疲力竭，穷困潦倒，但兴高采烈，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它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段历程——抛下过去的蜕变，褪下那斑驳黯淡的死皮，呈现出闪亮光滑的新壳。现在，我和芙蕾雅的生活可以真正开始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愧疚的心痛——莱昂内尔。我该拿莱昂内尔怎么办？我爱他；他是我的儿子。这是我无法辩驳的事实，可实话实说，这事实对我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莱昂内尔除了是我的亲生骨肉，到底还意味着什么？坦率点吧，洛根——你只知道他是个爱生病又烦人的孩子。陪他十分钟都让你为难：你的思绪会开始涣散，你只想有人赶快把他带走。是的，我承认，也许我是不擅长照顾婴儿，但无论如何，我不能不管他，也不会不管他。我必须将他从艾奇菲尔德拯救出来。他还是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许会变，所以我必须存在于他的生活中，无论我觉得这有多尴尬、多难受，我要成为一种重要且持久的影响。我不会把莱昂内尔·蒙斯图尔特丢给那帮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