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主任医生（1/2）

医学，就像你原本起意要走，却硬要把你留在聚会上的主人。“等我们切完蛋糕再走……你走之前必须得先认识一下史蒂夫……朱莉好像和你住在同一个方向，她也马上就要走了，要不你等等，让她送你一下……”一而再再而三，直到你错过了最后一班火车，只能在他家沙发上凑合一晚。

只要能坚持读完医学院，你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实习医生，接着是住院医生，再往上是主治医生、副主任医生，到了这个时候，你距离主任医生的职位就不远了。其实压根儿没必要分成这么多级别，我怀疑他们设计这样的等级，只是为了勾引年轻医生们不断坚持下去，总让我们觉得还差一步就能更上一层楼了。就像在大街上追一张50英镑的钞票，总是在手指触碰到的那一微秒，它就又被一阵风吹跑了。这招确实很管用。有一天我意识到——还是在那场严重事故发生之前——我已经30多岁了，在医生这个行业里已经待了14年，为什么还没离开？其中的理由连我自己都不太确信。

现在我的工作证上骄傲地写着“副主任医生”，工资也上调到了相应级别（虽然还是大概跟“银行出纳”和“有经验的送奶师傅”差不多），只要再换几个岗位，就能完成从实习医生到主任医生的飞跃了。说实话，主任医生的生活还是挺值得向往的——收入高，工作时间少，有不少行政工作，能按时休息，也没人能逼我出泌尿妇科的门诊了。我的名字终于能以大写字母的方式出现在父母遗嘱最上方（但后面可能会写着“不过是个妇产科主任”）。最重要的是，生活终于能稳定下来：我能在一个地方一直待着，不用在刚能记住更衣室密码的时候就立刻卷铺盖走人。

但在这样美丽的图景展开之前，我必须先熬过副主任医生阶段——就像要经历风平浪静前最后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一样。当然，和主治医生阶段相比，生活不再那么狂暴和冷酷了，但我要开始承担另外一种压力——现在起，我是工作时间里出现在科室中级别最高的医生了。这意味着，每次小哔哔响起，你都知道自己面临着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束手无策的难题；这也意味着，假如我也没有办法，那么一位母亲或者一个小宝宝就可能因此而丧命。主任总是在家“待岗”的，但那不过是走个形式：大多数紧急情况都要在分秒中做出决策，这么短的时间内，主任可能还没换好睡衣出门呢。好多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我甚至都还来不及认识，就要开始着手处理他们留下的烂摊子。值夜班的时候，虽然经常一两个小时小哔哔都不会响，我也会焦虑地挨屋走动，一个病房接着一个病房地去询问：“没什么事儿吧？”那时候我脑海中总是闪现自己还是医学院学生时的画面，有位主治医生告诉我，妇产科是最轻松的。撒谎的混球。

所以，当有一天去看家庭医生，值班护士说我的血压是182/108毫米汞柱 (1) 时，我一点儿都不意外。当时我刚下夜班，和我一起值班的只有两个代班医生，我在病房待了12个小时，脑袋里充满了自我怀疑，就像不停在问自己“我关煤气了吗”的家庭主妇。那个病人照ct了吗？我没忘记缝合第二层吧？我到底给没给病人开甲氨蝶呤？

护士给我预约了下周再来看门诊，结果我的血压还是一样高，因为第二次我还是下了夜班直接来看病的。我跟她保证会随时到自己所在医院的门诊检查，我的身体一切正常，可她不相信，必须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她怀疑的其实没错，我根本就是在撒谎：我从没到自己所在的医院里看过病。她给我预约了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2) ，但因为休假的日子屈指可数，我只好选择在出产前门诊的时候戴监测仪，这样事实上（因为不用做手术）和理论上，我的心理压力都小了很多。我坐在门诊诊室里，跟来看病的病人说需要给她们开点儿降压药，与此同时缠在我胳膊上的仪器骄傲地显示着，我的血压甚至比她们所有人的都要高。

可以预料，病人在回访时都对我留下了“搞笑”的印象，但其中一位的评价尤其振聋发聩：“挺逗的——我还以为医生不会生病。”说得没错，而且我觉得这句话背后隐含的意思是：病人其实并不觉得医生也是人，所以在我们犯错或者发脾气的时候，他们会立刻向医院投诉；所以他们在晚上7点才被叫进门诊诊室时会气得想要把我们的脑袋咬下来，从没想过我们也有家，这个时候也想在家里坐着。不过这也不难理解，没有病人愿意去想医生也会犯错或者误诊，不把医生当人看只是硬币的另一面罢了。病人不会把医学想象为一种也是通过学校学习掌握的技能，也不愿把医生当作一种吃奶的孩子未来也能做出的职业选择。

只在家待了一个小时，我的血压就恢复了正常，万幸，我的动脉还能再挺一阵儿。不过能把当副主任医生的压力用毫米汞柱的方式量化，也挺有意思的。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

今天，一位病人给她的孩子取了和我一样的名字。她因为臀位胎儿接受了剖腹产，孩子顺利降生后我说：“亚当是个不错的名字。”夫妻俩欣然同意，那个瞬间我的职业荣誉感爆棚。

其实，每次接生完一个孩子，我都会顺口说一句“亚当是个不错的名字”，但这还是第一次真的有人接受我的提议——之前甚至没人考虑用亚当给孩子当中间名，以纪念我为他们的家庭做出的贡献。今天，错误终于得到纠正，亚当军团的第一个成员在2号手术室里诞生了。（但我还不确定军团真的成立后要做些什么。也许去打击犯罪？或者让他们替我值班？）

协助我手术的住院医生问我一共接生过多少个孩子，我算了算，说大概有1200个吧。他接着在手机上查了一通，告诉我英国每降生1200个孩子，平均有9个会起名叫亚当。而我很不幸地把这个数字削减到了1/1200。

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

被一位主治医生叫到了产房——她费了半天劲，始终没法儿用双叶产钳夹住婴儿的脑袋。最近产房不时会出现产钳配送错误的情况——消毒后，两个产钳左叶或者一对不同型号的产钳会被送过来。检查之后我发现，左叶放置位置没错，就在婴儿头部一侧，可右叶呢，居然夹在了病人的直肠上。

错误纠正后，婴儿很顺利地接生出来了。（当然是我接生的——那个时候我对这位主治医生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甚至不会让她去接生一首五行打油诗。）

“我们要告诉病人吗？”她事后阴险地问我，就好像我是个建筑承包商，而她想通过我逃税一样。她想用这个来测试我的节操。

“当然不了。”我回答，“你去说。”

2010年8月23日，星期一

来新医院刚3周，可我感觉必须要重新制定一下不孕不育 (3) 门诊的接诊规则了。今天接诊了一对第一次做试管婴儿失败的夫妇——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针对他们这种情况，只做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只有20％。假如到一个月前我工作的另外一家医院就诊，按照规定，他们有资格接受三次移植，成功率能因此提升到50％。他们问我去私立医院治疗大概需要多少钱——移植一次大概要4000英镑吧，我回答说。

听了这话，他们脸上骤然变色，好像我刚刚说的是要花4万亿英镑似的。 (4)

人们常说，要不要孩子是个人选择问题，这话当然没错。但当你面对一位频繁流产的病人，难道不应该给她机会一直尝试，直到她能顺利生下自己的孩子为止吗？——所幸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会负担这种情况下的全部医疗费用。那对于两次异位怀孕，导致双侧输卵管切除，不通过试管婴儿就没法儿怀孕的病人呢？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通过医学手段，让人们像没有遭受任何健康问题一样做出自由选择。或许他们压根儿没权利选择，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姓氏以g开头？我可能说得有点儿夸张，这种理由未免太扯了。他们无权再接受试管婴儿移植，只不过因为很不幸住在了错误的辖区。

我建议他们可以先暂缓此事，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然后根据真实的感受做出决定。我假装不经意地提出了代养或者领养的可能性。“可毕竟不一样，对不对？”丈夫悲观地说道。哎，说到底，亲生的又能有多好呢？

在这里工作的短短3周内，我已经接诊过一对女同性恋夫妻——她们可以接受治疗，但另一对情况几乎相同的男同性恋夫妻就不符合代孕标准。我还不得不告诉一位女士，她年龄太大了，已经不符合我们的治疗标准，其实她几个月前就开始来这里看病，结果医生一直借故拖延，直拖到她不再符合标准为止（但在几条街外的另外一个辖区，她仍旧符合治疗标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扮演一位充满恶意的上帝。

想在我们这里接受治疗，居然还有体重bi值的限制，在别的地方简直闻所未闻。一位病人超重了3公斤，我只能遗憾地告知她她没法儿做试管婴儿，让她减肥之后再来重新预约门诊。她听了这话大哭起来，所以我只好不小心把她的体重看轻了几公斤。 (5) 上周我还特意给上级写了封信，希望能破例允许一位病人接受治疗，她前一段婚姻中生的孩子不幸夭折了，结果很残忍地失去了接受不孕症治疗的机会。

临下班的时候，我看到门诊走廊里有一小摞宣传册，上面详细告知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提供的全部不孕症治疗选择，很可惜，几乎没什么有资格享受到这些福利。也许我们应该实诚一点儿，可以在册子上只印一句话：“你有没有考虑过养只猫？”

2010年8月25日，星期三

昨天，一位患妇科肿瘤而长期住院的85岁老太太着实让我们的心都碎了。她每天都很想念去世的老伴，从她住院以来，孩子们几乎也没来看过她，而且她在医院里还不能像往常一样，每天睡前来杯威士忌了。我准备玩儿个猫鼠游戏，每晚在药单上给她开50毫升的威士忌，然后偷偷塞给实习医生20英镑，让他到楼下超市买瓶酒上来，再交给护士，好让老太太觉得医院真的能给病人开威士忌一样。

今天早上，护士告诉我老太太拒绝了我们的好意，并给我重复了她的话：“杰克丹尼威士忌就是猫尿。”

2010年9月13日，星期一

这周新来了一位助产士主管，她名叫特蕾西，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安静、有经验、富有同情心。她来了之后，产房里突然有了两个同名的助产士主管，不过另一位特蕾西是所有人的噩梦，因为她飞扬跋扈，还动不动暴跳如雷。为了避免弄混，我们给她俩取名“产妇安全”和“产妇不安全”。

2010年9月24日，星期五

道德危机事件。今天是周五，下午差5分5点的时候，手术室突然传来紧急消息，让我过去做一台非常耗时的手术。病人出现了异位妊娠情况，手术室让我立刻赶过去。今天本来说好了去约会的，这个时候赶上这种事实在太倒霉了。说实话，今晚不仅仅是要约会，为了让女友宽恕我近期来连续六次放了她鸽子，我定了家非常昂贵的餐厅，希望能弥补我俩之间逐渐加深的裂痕。所以今晚事关重大，关系到我之后的幸福。我安慰自己说，如果能6点钟下班，肯定不会迟到。结果直到5点45分时手术才开始，值晚班的主治医生还被困在了急诊，没法儿帮我脱身。

这时候最明智的治疗方案，是通过腹腔镜进行手术——这样大概要花掉我一个小时，手术后病人只会有几个微创伤口，明天就能回家。此外还有一种办法，我可以在这个25岁女孩儿坚实的小腹上开一刀，因为有伤口，她就得在医院里多住几天——但用这种方法进行手术最省时间，我能按时下班，还能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恋情。再说了，也许这个病人喜欢吃医院餐呢？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让护士准备了腹腔镜。

2010年10月5日，星期二

跟好友索菲亚打了通电话，各自抱怨了一番医院里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和死气沉沉的气氛。我俩都烦透了。她告诉我，她刚拿到了飞行员驾照，准备停职一段时间。“去当机长吗？”我开玩笑地问。

事实上，她准备租一架私人飞机，飞遍非洲24个国家，到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偏远地区，教授当地接生婆基本的救命知识。她还准备在出发前募捐大量医疗用品和教育资源。好了，现在我感觉筋疲力尽、死气沉沉，同时还无比自私。

2010年10月11日，星期一

突然接到了西蒙的短信。我俩有将近一年半没联系了，但我一直觉得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所以猛然看到短信中出现他的名字时，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结果他是问我要地址，准备给我寄婚礼请柬。我简直哽咽了，没想到他还记得我这个老朋友，我真期待能去参加，然后在最后一刻因为工作原因爽约。

2010年10月12日，星期二

产前门诊接诊的最后一位病人要求预约选择性剖腹产，因为之前的顺产经历太痛苦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说白了，哪儿有不痛苦的顺产呢？接诊她的住院医生很仔细，还从她上一次生产的医院调来了病例，我快速扫了一眼，想确认她所说的是否都属实。

她上一次生产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得不用产钳助产，之后又因为宫颈撕裂在手术室里接受了缝合修补。当晚她发生了严重的产后大出血，导致心脏骤停，好在后来及时抢救过来，又被送回手术室继续缝合。难以置信的是，第二次缝合更不顺利，结果造成了小肠损伤，最后不得不切除小肠并人工造口进行排泄。出院后，紧接着而来的是一系列心理门诊，她虽然从这些医疗事故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中逐渐恢复，婚姻却解体了。而现在，她准备好了再要一个孩子。这个女人像大地一样强悍，你都可以在她身上滑冰。她想要什么就给她什么吧。

我给她约好了剖腹产。很高兴上一次同事们把水准降到了如此低的程度，这次只要正常发挥，病人就会对我们感恩戴德了。

2010年10月14日，星期四

还记得第一次见病人在体内检查时发短信，我着实大惊小怪了一阵，现在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今天在做宫颈涂片检查时，病人一直在用苹果手机和朋友视频聊天。

2010年10月17日，星期日

值晚班时紧急警报响了——是肩难产。 (6)

很显然，孩子体型太大了，从卡在母亲会阴处的脖子就能看出，它的体型大概是普通小孩的4倍。负责接生的助产士很有经验，看到她着急的样子我也有点儿慌了，因为我知道她肯定已经尝试过一切方法了。我们没有对病人隐瞒实情，还好她非常配合，一直保持镇定，耐心配合着我们的所有要求。

我用导尿管抽空了膀胱，把病人双腿摆成麦克罗伯茨姿势，同时给她的耻骨弓施加压力。这跟我之前遇到的所有肩难产情况都不一样，无论怎么尝试，胎儿都一动不动。我让助产士主管去看看，此刻楼里还有没有产科主任没下班，在等待的同时又尝试了木螺钉旋转法，还是没用。我试着想抓住胎儿手腕后侧，依然不行。我让病人四肢着地趴在病床上，再试了一遍之前的所有方法。此时已经过去了5分钟，在肩难产的情况下，假如胎儿还想活命，就必须要紧急采取措施了。

当时我还有三招没使：一是胎头回纳法——把胎儿的头从后侧推回子宫内，随即进行紧急剖腹产。我从来没看人做过这个手术，但觉得自己能胜任。但我同时也很确认，等我们在手术室完成接生，孩子肯定早就死了。

第二个选择是故意折断胎儿锁骨，以便能把孩子接生出来。我也从没看人这样做过，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只知道这是项很难的手艺活儿，比我技术高超的医生都不一定能做好。

第三个选择是耻骨联合切开术，意思是要切断母亲的耻骨，让出口变大。再一次，我从没看人这样做过，但我觉得自己能做好，况且这是把孩子弄出来的最快方法了。我通过电话告知了主任情况和我将要采取的治疗措施，她询问了一遍我之前尝试过的方法，还核实了一下我是否了解这项手术该怎么操作，之后终于点头同意了。她正从家开车往医院赶，但我俩都知道，等她到了的时候，一切也都结束了，要么万事顺利，要么家破人亡。

当医生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这么紧张过：我正准备切断病人的骨盆，但并不知道她的孩子是不是已经没救了。动刀之前我再最后试了一次，没想到之前各种乱七八糟的体位动作终于有了效果，孩子的手腕出来了，随即到来的是一个浑身瘫软的宝宝，助产士赶快抱给儿科医生处理了。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孩子还能不能发出第一声啼哭，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曾经在课本里读到过关于肩难产的文章，作者当时写道，一次成功的肩难产接生，要求你“肌肉极其有力，而且能和魔鬼玩花招”，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孩子哭了，哈利路亚。助产士眼泪都掉了下来，不过我们还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孩子有没有臂丛神经伤 (7) 。儿科医生偷偷对我耳语，说孩子的两只胳膊看起来都很正常。

接生过程中母亲遭受了三级撕裂，虽然情况不理想，但和整件事比起来已经算是微不足道的代价了。我让助产士把她推到手术室，这样我就能歇20分钟，填一下接生报告，再喝杯咖啡。这时候住院医生推门进来了——问我能不能快速到隔壁帮他做一台吸引器接生。

2010年10月20日，星期三

可能因为他的母语是希腊语；可能他忘记我之前说要指导他做超声检查了；也可能我应该把话说全，告诉他我只是想确定一下“胎儿的性别”。总之，那位住院医生在走廊另一头看到我后，脸上满是困惑、嫌弃，直接掉头就走。哎，我不应该兴致勃勃地邀请他“看我干个小宝宝”的。

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

出妇科门诊时，我拿起下一位病人的病例翻看了一下。我还记得她的名字——果不其然，3月份时我给她看过病，当时还给她的家庭医生写了封信说明情况。我突然发现，由于排版错误，信里漏掉了“犹豫”二字，于是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