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城市边缘人（1/2）

捡垃圾的人

莎拉·康斯坦汀

夜晚刚过11点，我们从维特罗斯超市出发。莎拉去巴勒姆附近捡垃圾的时候，总是随身带着工具——通常来说是一根金属棒和一卷耐用的橙色垃圾袋。这些垃圾袋能把她拣出来的散装胡萝卜、偶尔会找到的卷心菜和时不时会从凹陷的包装袋里漏出来的提拉米苏都装在一起。在巴勒姆的维特罗斯超市，金属棒尤其有用。

我跟她一起走在漆黑一片的巴勒姆街道上，她边走边继续说着关于她人生的一连串故事。一波波的倾诉如同小溪一般流过，其中的激流却难以捕捉。她42岁了。她一次次地提及自己的年龄，有时候会讲到她最近在跟红斑狼疮斗争的过程中，不小心拉伸过度，把骨头弄折了。有时候，她提及42岁，是为了说明自己在这个年纪再也不能整晚跳舞了，或者说她的头发可以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她的头发就像一堆蘑菇，卷曲在前额之上。“这么盘着可稳了。”她一边拍打着头，一边说。她做这个动作时，就如同在舞池跳舞一样。我们走着，她居然背诵起莎士比亚《亨利五世》里面著名的圣克里斯平纪念日演讲的一部分，她的演出版本，可是比亨利五世本人讲的还要大声。她就着演讲中的重点词，把金属棒当作球拍一样挥舞着，增添效果。这演讲在巴勒姆的房子之间回响。快到巴勒姆主街时，她声音软了下来，又把演讲从头开始背诵，然后快速、轻轻地过了马路。

今晚，她不需要用到那根金属棒。没用多少工夫，她就接近了垃圾桶。莎拉一手展开橙色垃圾袋，一手拿着她的手电筒，撕开塑料袋，扔开空包装，继续翻找。突然，她快乐地尖叫起来——原来她在一堆破烂中间，找到了一包核桃牛奶巧克力卷。

克拉珀姆南地铁站对面曾经是一家医院，现在那里变成公寓了。那家医院是南伦敦妇女医院，我是在那里出生的。就在最高的那层楼，从左数的第三个窗户的房间里。我问过母亲一次。我想她只是随便指了一个房间，目的是让我赶紧闭嘴。我在罗西特路长大，那是一片相当脏乱的地方。邻居家是妓院——黑人女人服务黑人男人，他们老是在窗沿上用大扬声器播放雷鬼音乐。那时候，总有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比基尼站在门里。我有时候会去看她。“嘿，”她说，“小白。别在这里晃荡，回家去吧，小白。”那个区域完全是红灯区，贝德福德山就在后面，到处都是招徕生意的姑娘。现在的森宝利超市停车场曾经是一片废弃的大楼。位于栗树林的那个学校曾经堆满战后的残垣断瓦。这里有很多轰炸形成的废墟，真是又乱又脏。有很多醉汉——许多人经历了战争的摧残，回到这里之后天天酗酒度日。许多有创伤后遗症的人在此流连，到处乱糟糟，散落着残垣断瓦，又被许多铁路轨道分割得七零八落。我记得到处都是腐烂破碎的东西。

我母亲完全是个疯子。她老是把一包包正在腐烂的垃圾堆到天花板那么高。太可怕了。我父亲就像个野蛮人。“二战”期间，他在希腊当过土匪，属于某个党派，喜欢杀德国人，把他们的武器夺过来。他看起来像是来自意大利西部的墨西哥土匪：大胡子、因充血而鼓胀圆睁的眼睛、重重的眼袋，总是抽烟。深褐色的皮肤，总是坐在椅子的边缘，像是一根随时准备往外蹦的弹簧。他看上去简直像一个嗜血的、疯狂而残暴的希腊人，流出来的汗可能全部是肾上腺素和睾酮素，好像谁要是胆敢看他一眼，他就会被激怒而爆炸。在希腊那会儿，他杀了太多人，没法再待下去了，于是他就跑路了。20世纪50年代，他在伯爵宫展览馆的一个厨房帮工，我母亲当时在那里做兼职侍应。

后来，他在沃克斯豪尔桥路一家卖炸鱼和薯条的饭店里工作，每周六他都要出去找那些醉了酒的在街上晃荡的人，跟他们打一架，就是为了打架而打架。回来时身上总是有血。他满口金牙，鼻子也已经被打断好多次了。

他有好多枪，每个周末都会去乡下打鸽子。有一次，他带着一只鼹鼠回来，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到鼹鼠的。他死的那年，刚好遇上武器大赦。我上缴了一大批普通手枪、史密斯威森牌的左轮手枪、自动手枪，还有手榴弹。他有六个手榴弹，还有一支十孔的霰弹枪。这可不寻常。这些武器他全都有，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得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弹药。我想那应该是1995年吧，我开车把这一大堆武器都送到警察那里。我问，现在是不是武器大赦？他们说，是的。我把车打开，警察看到里面的东西，问我，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么？我说，不了，再见。我那个时候还不叫莎拉。我还是乔治呢。

◇◆◇

我小时候是个呆子。我上的是图尔斯山学校，那儿简直是一块丛林瘠地，大家都公然拉帮结派争来斗去的。那时候正好赶上婴儿潮，学校的人非常多。我长得很漂亮、圆乎乎的，但有点心理障碍，总是不知道周边发生着什么，回到家又满屋子都是腐烂的垃圾。我就埋头蜷缩到我的电工研究里去。我老是逃学跑到电气工程研究所，晃荡进去听课，好像我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人——因为我有一套制服，黑色西服、黑裤子，还有领带。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假装我是其中一员。那个研究所就在北岸的滑铁卢桥那里。我直接走进去，坐下来看书。大概一年之后才被发现。

我那时总是试着偷带一些机器回家。旧电视、旧收音机、轻便摩托车、除草机，任何电动的、机械的东西我都试着带，还带过一个热水器。我把它们拿到花园里，再找机会偷偷带走。真是酷啊。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我父亲打工，负责在卖炸鱼的饭店把鱼放到碟子上。我当时15岁，十分讨厌这份工作。我做了六个星期，大概赚了300英镑，然后就用这笔钱买了一辆二手电动摩托车和一个头盔。我买了保险，就总是肆无忌惮地开着这辆排量50立方厘米的铃木摩托车到处飞驰。我认识一帮人，也是开铃木的，我们总是一起在街上乱窜，现在想起来，我们真像一群愤怒的黄蜂啊。在夜晚，五辆摩托车，离合器，还有五匹马力的引擎，你一个小时内就能开100公里。巴勒姆、克拉珀姆，我们都游遍了。当然也遇到过糟心事。我记得一个热得犹如整个城市都被放进了烤箱的夏天，我们在肯宁顿、奥瓦尔一带游荡，那里有一大排政府廉租房。其中一个房子里住着一个体型庞大的男人，他穿着背心，坐在椅子上，开着房子的前后门通风。我们的车就这么从他的房子里穿过去，他那会儿还在看电视呢。呜啊，呜啊，呜啊——摩托车的声音还犹如在耳。我们也会去博士山那里跟地狱天使摩托车俱乐部 (1) 的人一起玩。不过他们这堆人挺奇怪的。后来我也加入他们的俱乐部，帮他们做机械维修。我17岁时，就跟“地狱天使”的其中一派人一起骑车了。他们跟美国的“地狱天使”不一样——英国的这些人都还跟母亲住在一起，是一堆有心理障碍的人，一天到晚只吃焗豆子、喝啤酒。外界看起来，他们的主要赚钱方式就是参加赛车，或者是做巡回乐队管理员、摇滚音乐会的保安什么的。但我遇见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一帮怂货。他们曾经搞扔斧头比赛什么的，但是从来不向人扔。这些人真是蠢到家了，对自己的车一窍不通。我在修车这件事上，可是一把好手，给他们好多人都做了全套的引擎和变速箱维修。

我到24岁时，就不研究工程学了，转而研究电子学。我当时在做模组合成器。这大概就到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了吧。我用了三年时间，建了一个巨大的65模合成器。这个玩意占了我半个房间——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没有朋友，没有生活，也从来没跟女人说过话。我从来没去过酒吧，没搭过出租车，没在饭店里吃过饭，没在泳池里游过泳，也没去过海边。我住在伦敦中心，但什么人都不认识。我只会骑着摩托车跟老鼠一样跑，在工厂里工作，制造各种工业器件，然后回家继续做我的器件。这就是我的全部。我意识到，我没有生活。我连睡觉前想的都是电子工程，醒来第一件事也还是想着怎么拆解、组装电回路。

原本工作的工厂破产之后，我就去做了建筑工人。虽然一开始只是跟着一个熟人懵懵懂懂地入了行，但是做建筑工人我还是做得挺成功的。在30、31岁左右，我和海伦分手——在那之前，我们谈了五年半。她是歌剧演员。那时候，她开始跟我聊结婚和孩子的事情。我在性事方面是可以的，应该说还挺不赖的。我很敏感，但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给我的感觉是错的。那种深深的、让人头晕目眩的悲伤，就像怀念过往的感伤一样，把人包围，让人沉湎——当你想要跟一个人更亲密的时候，这种可怕的、灰色的痛苦却弥漫得让人窒息。我是个很强壮的人，所以在体力上完全游刃有余。但是日复一日，终于到了这么一天，我想：难道就一直这样了么？我不能一辈子都这么过活。

我在谈恋爱方面算是一把好手，总能成功扮演白马王子，给女士们开门什么的，但这只是因为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男性人设。我可以创造任何一种人设，我可以无时无刻创造自己想要的角色。我的心目中可以有12个乔治，他是变色龙，可以随着环境来变换自己的样貌。当我跟“地狱天使”们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把自己代入一个来自南伦敦工人阶层的角色，扮演一个好伙伴。“嘿哥们儿，交给我吧”这种角色。但是乔治绝对不止一个。有一系列对各种各样人物的模仿。这样久而久之，我开始意识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所有人在我脸上看到的，都只是一张面具。我长久地活在一种妄想和焦虑中，觉得别人总会发现我的伪装。这就是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感受了。那种令人天旋地转的悲伤，那种身体里面流淌着错误的荷尔蒙的感觉。出于好奇心，那个时候我开始服用雌激素，想看看这样能有什么效果。

我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靠拉人力车存了23,000英镑。我用这个钱做了手术还有激光治疗，买了雌激素，付了精神科医生和恢复疗程的钱。所有这些都是用我自己存的钱做的，完全没有要政府的福利什么的。

但我在变性过程中发现一件事，那就是80％的男变女的变性人，都从事过电子工程工作。我真没开玩笑。这个结果挺吓人的。有一天，我在精神科医生那里——这是变性疗程必需的一部分，为期两年——在等待室的墙上看到这么一个布告。上面说，有人准备在自己家里开一个互助小组。于是我就打电话过去：

“对啊，你可以来啊，只要你是变性——”

“我是。”

我去了。那里坐着大概十八个羞怯的、看起来毫无自信的变性人。我们都坐在组织者的客厅里，那个氛围怪怪的。大家都不知道要谈什么好。有一个人突然提到，自己以前从事过电子工程方面的工作。我说，我也是。又有人说：“我是从莱迪博得那本书开始学的。那本书名字好像叫‘用木板做自己的收音机’什么的。”我说：“我记得那本书啊，过程中要用到oc71晶体管嘛。”这时另外一个人说：“对啊，如果还有调频，得用oc45。”突然，大家吵起来，就好像电子工程狂热者聚会一样。真的……那个氛围在我身上洒满曙光。我提到模块合成，有人就说：“你的罗杰斯控制振荡器用了什么芯片呢？”

“我用了l13700。”

“这东西已经旧了，不是么？”

“是的，因为它在输入系统里有线性二极管，也用了非专用的二极管。”

“对头。可以用11号的燃料细棒来做。”

突然，整个氛围好像——（她哼起了《迷离时空》的主题曲）——这样的感觉。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知道我知道的那些编码！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我突然发现，大家可都是极客啊。后来，我去了很多变性人俱乐部，发现大家原来都是电子狂人。这点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变性人共同点前十条里面，排第一的肯定是——电子工程师。我们修旧收音机、旧摩托车、旧汽车。我曾经跟一个变性女人谈过恋爱。她是个工程师，也修旧车，也是个为了兴趣能豪掷千金的极客。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布莱顿，到了站，她突然说：“看到那列火车了吗？上面应该挂个牌子，牌子上应该写着‘第一列穿越英伦海峡海底隧道的火车’。”

这块牌子后来果真挂上去了。她原本可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约克夏郡男人，现在戴着假发，化着浓妆，你懂的，总之就是穿成谁的老妈那样。

我带这些变性女人出去购物、旅游什么的，因为她们都希望有人能在身边陪伴她们，特别是在经历激素治疗的时候，我们相当于在经历少女的青春期——这个时期可以维持好几年，过程其实还挺痛苦的。我的天啊。那个时候我还有胡子呢，也还没有做激光手术。激光手术总共做了三年。日复一日的剧痛，还有激光的灼烧，才能把胡子去掉。我是半个希腊人，我的胡子又浓又粗又厚又黑。有一次，我在一个夜店门口排队准备进去，跟身边一个也在排队的很友善的女士聊了起来，谈论着新浪漫 (2) 时期的事。我全身都打扮成那个时期的样子，穿着松松垮垮的天鹅绒套装，化着浓妆。我记得，我们正聊着呢，一群埃塞克斯男孩走了上来。那是一个以强电子音乐为主题的俱乐部，这些留着贝克汉姆那种公鸡头型的埃塞克斯男孩真是让人难以忍受。这是两三年前的事了。我穿着全套衣服、紧身胸衣、吊袜带、渔网袜和高跟鞋。现在我不穿这些了，但我那段时间确实尝试了很多这种东西，有各种新奇的想法，就像十几岁的年轻男孩女孩一样。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戴着首饰，涂了指甲，就是那种哥特风。我站在那儿。总是有这样的人——这次的这个人，手里拿着泡泡果酒，走上来对我旁边的女孩子说：“你好啊，美女。”然后转头对我说：“你好啊，怪胎。”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说。我反击道：“我不是怪胎，是美女。”

“不，不，不，你就是个怪胎。”

我把乳房掏出来，喷了他一脸奶。他往后退了起码15步。

“这他妈的是什么鬼东西！”

因为我那个时候确实经常漏奶，还要垫着防溢垫之类的。他的朋友们笑得七仰八合的，我就继续转头跟朋友聊天。我在仔细感受着这个场景，脑袋上好像有隐形天线，申线正在微微颤抖，几乎能听到他脑袋里面齿轮在转动的声音。溢奶的乳房啊，什么情况。他肯定想不明白。他走过来，对我说：“哦，是我错了，美人。别往心里去啊。”他把手伸出来，我拍了他的手一下，再把手抬起来。然后他吻了我的手。

我们现在回到巴勒姆的一栋房屋的前厅里，墙上是藤蔓一般的绿色，看起来是故意油漆成这个颜色，以掩盖那些吉普赛人留下来的涂鸦。地板是白色的，上面布满自行车留下的划痕。大部分租客都是邮差或者快递员。墙上还钉着一个招出租车司机的海报。

她站在壁炉附近，检查着晚上捡回来的东西的过期时间——穆勒酸奶5月2日过期，素食千层面5月6日过期。目前已经是5月9日的最后几个小时了，这堆东西里的大部分要不就是过期了，要不就是快要过期了。厕纸卷倒是没问题，芝士呢？根据莎拉的说法，有的芝士过了期更好呢，不是么？她拿出一些乳蛋饼——我记得她在垃圾堆里发现它时的样子。比起发现刚刚过期不久的优质巧克力时的尖叫，发现乳蛋饼时莎拉的表情就较为逊色了。我问她，我们是不是要热一下乳蛋饼。“热的不好吃，”她说，“你要感受一下口感中的精妙啊，蘑菇清炒之后的味道。”

她后来说，她变性之后，视角也变得女性化起来。她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甚至是过去看过的电影。

“从女性视角，怎么看《星球大战》呢？”我问她。

“以前，我会情不自禁地被科技的那部分迷住。”

“现在呢？”

“我现在对《星球大战》的记忆就是里面的爱情故事了。莉亚公主和那个忘了叫什么名字的男人。”“那伦敦呢？”“以前伦敦对我来说，是系统、电路、连接和道路。那个时候的伦敦是没有情感的地方，事物只是单纯地在运转着，移动着，各司其职。”

“那现在呢？”

“变性后啊，”她说，“我觉得伦敦就有了感情。我能感受到感情的流动。我能看到建筑物的悲伤，还有霓虹灯的灯光洒在街道上的那种带着悲伤的美感。”

垂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