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寻欢作乐（2/2）
你会碰到一些完全失去理智却想要进来的人。他们眼睛都睁不开、话都说不出、站都站不住。这就很烦人了。这种人就是磕过氯胺酮了。你怎样才会放弃啊？我们总是对这些人这样说。你都已经脱了裤子坐在路边，你回去跟朋友说起你的周六晚上，会咋说呢？你都这样了，你觉得我们会让你进去吗？
男人们对我过分关注。有时候我会穿短裙或者有点吸引力的衣服。我的脸可能不怎么好看，但只要稍微鼓捣一下，还是可以的。一天晚上，我穿了一条宽松的低腰牛仔裤，一双军靴，一件皮夹克，还有一条大围巾，头发往后扎着。一大群打扮得漂漂亮亮、喝得烂醉的澳洲女孩坐着豪华轿车来了。如果有人坐着这样的豪华轿车来，我是不会让他们进去的，因为他们肯定会闹事。我跟她们说，嘿，我觉得这里不适合你们。你们看起来都很不错，但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去西区吧。我对她们很客气，但没让她们进来，她们就朝我喊：“你这个该死的女同性恋，你就是嫉妒！”
不管你怎么变换说法，不被允许进来的人都会觉得你是在说他们不够好，所以不能进。就是这一点让这些人炸毛的。他们会说，你不知道我多有钱！我爸能立即买下这里！他们完全不理解我不放他们进来的原因。这些男男女女啊。他们怎么能这样理解呢？我想这与伦敦的模样有关，它巨大而芜杂，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次拐弯时会是在哪里，不是吗？你不可能知道每个地方的规则，也并非总是知道什么代表着什么。
从大概两点半开始，这里就变得相当混乱了，你能做的就是尽量靠后站一点，心里想着“这他妈的什么情况”，因为场面确实很荒诞。对于所有人乱作一团、场面完全失控的那二十分钟到一个半小时，我们门童有个搞笑的说法：“事故时间”。这段时间里，有新的人想要进来，有被赶出去的人想再进来，有人打架，还有人在讨论这个夜店有多差。有人吐，有人当街大小便。情况就是这么糟糕。
总有人编造奇怪的故事。真的，每周都有人来跟你交涉，挖空心思地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进店里，或者为什么在外面晃荡。他们会说，自己跟朋友走散了，不然就是丢了手机或者行李寄存处的票，得进去找，还有人说自己蒙受不公平的对待而被赶出来了。对这些故事我从来不为所动。你跟别人打了一架，被人用瓶子砸了，还想进去？
在那一个小时里，你遇到的人没一个正常。有些人完全疯了，被赶出夜店，因为他们还留在店里的话会很危险。他们站都站不稳，只能随便抓住一个物体，摇来晃去，完全置身于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很奇怪，也很恶心。
他们相当狼狈，却还会试着和路人搭讪，想显示出自己还算正常。他们已经那种状态了，就应该回家，可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还会晃荡好几个小时。你还会看到一些非常变态的男人，他们走向一群女孩，尝试跟她们搭讪。看到抽烟的女孩，他们会说，要不要打火机？或是提出带她们进夜店，请她们喝酒。有些人疯疯癫癫的，我想他们朝九晚五上班的时候，肯定不会这样。如果他们那时候能看到自己此刻的丑态，肯定完全无法接受。所有在白天适用的界限和规则，此刻都荡然无存。你也没办法跟在那种状态下的人讲道理。人们最糟糕的样子，都在夜间显露。
她伸手拿饮料时，我看到她左臂上8厘米长的文身。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字体，只是让文身师对着她的一条连衣裙上的标签来依样画葫芦。那个文身只有一个词：伦敦。
我喜欢在夜晚结束时喝一杯咖啡，或者吃一块奇巧巧克力。我享受这个时候头脑清晰的状态，就跟那些出租车司机和刚下班的肉市老板一样。我在克勒肯维尔路坐上出租车，司机会问，你今晚过得如何呀，亲？我会说，我工作了一夜。哦，真的吗？我以为你出去喝酒了呢。这时候我就会开始吐槽刚刚过去的一夜。我喜欢拥有跟其他乘客不同的视角。
我特别喜欢夏天的凌晨三四点，那个时候，天空呈现出粉紫色。这里是我所知的在伦敦为数不多的能看到星星的地方之一。每当我生气、觉得受了冒犯，或是感到绝望时，我就仰望巴比肯塔，我会看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顶部和那片粉紫色的天空，自己仿佛也置身其中。
股票经纪人/唱片骑师
斯马蒂
午后，我们坐在埃塞克斯西部边缘巴克赫斯特山的咖世家咖啡店里，我跟斯马蒂已经聊了好几个小时，却几乎没问过一个问题，他一直滔滔不绝。在旁边一桌坐着的两位母亲已停止谈话，正一边用脚轻轻推着、摇着婴儿车里熟睡的孩子，一边听我们说话。
现在，金融城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向美国靠拢，它的工作制度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改变，工作人员不再吃午餐了，他们午餐时间在办公桌前工作。这是一种三明治文化。伦敦式的生活，也就是吃一顿正式的午餐、喝点小酒，已经过时了。这种改变扼杀了这座城市原本的个性、文化和结构，我对此不再存有幻想。
我仍然追求新的时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所有西装都有不同颜色的衬里，我才不跟金融城普通的股票经纪人一样呢。我连那种佩斯利花纹的衬里都有。剪裁也各不相同。口袋也不只是开一条口子，而是加了口袋盖。就在这儿。高翻领。布制纽扣。纽扣的用布和西服是同一款。翻领是打开的，我是说我在别人这么设计西服之前好久，就已经这么设计我的西服了。西裤是越往下裁得越细，有时候会做短一点，裤脚在鞋跟以上的5厘米处，这样就可以露出我的袜子。那个时候，还没人这么做呢。
阿玛尼西装确实是金融城大部分男孩的首选。但我穿的是定制西装。我有保险行业的工作背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是量身定做西服。
他们一般穿三件套，戴一块有表链的怀表。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戴圆顶礼帽的人也不多。圆顶硬礼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流行，现在你很难找到戴圆顶礼帽的人了。有时在蓓尔美尔街和圣詹姆斯公园附近，你会看到戴这种帽子的人从私人酒吧里出来，但确实很少见了。
我再讲个例子吧。现在戴方框眼镜的人这么多，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它其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款式。我从十四年前就开始戴这种眼镜，那会儿没人戴这种。大家那会儿都戴阿玛尼的小圆框眼镜。我戴的是用全民保配的黑色的眼镜，大框，很是出彩。就有点像，啊，迈克尔·凯恩 (5) 那样，就像他在《伊普克雷斯档案》和《偷天换日》里那样。他是我的偶像，因为他有魅力，他身上有伦敦东区、伦敦东南部那种粗野的考克尼的魅力，且聪明过人，拥有街头智慧，尖锐，十足的伦敦风格。他对我而言就代表着伦敦。迈克尔·凯恩绝对就是伦敦。
我住在伦敦西区的那段时间也做唱片骑师，推广夜店的业务越做越大。我只想在西区最大的夜店办派对。我有非常稳定的入场量，大概500到600人。我当时有个当演员的好友，他早年出演过电视剧《东区人》。他很帅，我们俩凑到一起真是完美的组合。我有那种“我可以为英格兰代言”的风格，还有我的风趣以及对音乐的热爱，加上他的帅气，真是完美极了。他有很多女粉丝。我也有很多女粉丝，因为她们喜欢我的音乐。那些天的晚上，我们会让夜店里塞满人。他演完戏，就来和我一起在交易所工作。他也做期货，我们有一个场地，用来卖这些夜店门票。在夜店开门前，就能卖出500张门票。这样利润就来了。就算票价是10到15英镑一张，在卖现场票之前，我们就能赚到5,000到6,000英镑。因为我们有市场，一栋大厦里有3,500人，大家都想去参加派对。我们正是利用了这个优势。我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夜晚，那个夜店叫“橘子梦”，我们最初用塑料信用卡来发出派对邀请：我想你也知道信用卡是用来干什么的，记住，我们可都是股票经纪人呀。我们都处在一个交易的环境里，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人在那里做毒品交易。很多人吸可卡因。我们用信用卡邀请别人参加我们的派对，这些信用卡就作为门票卖出去。没有纸质票，你收到的只是一张信用卡，上面用金色字写着“橘子梦”。我们在制卡上可没省钱。
那真是疯狂。以前，交易大厅里面会有很多公司的柜位，比如高盛或者巴克莱银行之类的公司，有的人专门在这些柜台之间来回跑腿。他们得从交易大厅的交易员手上把交易信息卡拿过来，然后处理这些交易。因为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不能直接在网上进行交易，所以我们得把这些交易卡上的信息人工输入电脑，与别的交易信息进行比对。有了这些跑腿的人帮忙传消息，我们的派对推广变得容易多了。他们“奔走相告”之后，我们就能经历这种情况——一个人可能会一次性买20张票，因为要帮朋友买，甚至有时候一下子买30张到50张，所以卖光500张票是很容易的事。一个女生在股票交易大厅工作，她的20个姐妹淘都想通过她来认识股票交易员。她们都想来参加派对，希望能遇见一个有钱的男人。有钱的男人当然也想来参加派对；来自穷一些的地方的男孩也有想来的，因为他们知道所有在金融城工作的漂亮女孩都会来。这样的派对刚好能满足他们彼此的需求。我们做的第一场派对是在克勒肯维尔的特恩米尔思俱乐部——这俱乐部现在还在，只是变成餐馆了——我们特地把那里靠里的一片区域布置成舞池。我们那时经常这么做，这种布置特别受欢迎，根本不愁人流量。我们会搞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放普通的浩室音乐，另一个房间由我主管，我会给大概200个粉丝放灵魂乐、迪斯科，还有巴利阿里电音——摇滚乐和早期伊维萨岛音乐的混合物。我的派对上，75％的来宾都是女孩。
我当时想要尝试创造一种54俱乐部 (6) 风格的、充满享乐主义的派对。在这里，你所有的幻想都可以释放出来。你会在其中体验到约翰·特拉沃尔塔 (7) 电影般的感觉：“今天是周末啊，一起出去玩吧！”大家都为此购置新衣，盛装打扮，甚至在参加派对之前的一个月就开始兴奋谈论。在那个年代，人们会为能够参加这样的派对而兴奋。
在派对市场流动的钱可不少。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们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但是到1995、1996年，“橘子梦”开始营业时，我们的业务又出现复苏。那时候房价开始上涨，股市也像坐上了过山车，直到“9·11事件”发生，才又低迷。那个时候夜店派对的服务供不应求，真是一段好时光。没有人忧虑，大家都只想放松、找点乐子。那刚好也是时尚设计的高峰年代。在那个年代，很多在今时今日大行其道的品牌，包括维维安·韦斯特伍德 (8) 、“像个男孩” (9) 这样的牌子，开始出现并流行起来。人们想穿最好的衣服。似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去高端时尚设计品牌店里买那些贵到离谱的衣服，然后穿着去参加派对。
为了展现性感，女人们身上的布料都不多，当时比利时设计师正流行，包括德赖斯·范诺顿和安·迪穆拉米斯特 (10) 。那时候，维维安·韦斯特伍德牌的衣服也算是很性感了。还有约翰·里奇蒙德 (11) 也特别流行。讲到男士服装，就得提到海尔姆特·朗 (12) 。普拉达 (13) 在那个时候也进来了。还有杜嘉班纳 (14) ——现在叫d&g了——那时算特别标新立异的。也不能少了约瑟夫 (15) 。斯隆街上的所有商铺都很兴旺。哈维·尼克斯 (16) 的店专门设计成一个圆形剧场的样子，吸引了很多人流。
那段时间，人们疯狂追逐设计师品牌，因为大家手上的钱太多了。所有人都想穿最顶尖的服装，想要去最好的夜店，享受最耀眼的唱片骑师为你打碟的体验。有名的唱片骑师都在那时出没于夜店，比如保罗·欧肯弗德和丹尼·兰普林 (17) 这样的音乐家（我那时和丹尼混得很熟）。文化俱乐部 (18) 解散以后，乔治男孩也开始做唱片骑师了，我认识他。那时候流行浩室音乐。后来流行仓库派对，稍晚于酸性浩室舞曲，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早期吧。现在流行的则是车库摇滚 (19) 。在那个时候，仓库夜场和通宵派对都非常不错。在伦敦，大型派对总是上演。
金融新贵也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所有眼前的兴旺景象实际上都是由期货市场和东区新贵的兴起驱动而来的。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真正的伦敦人在。我觉得，肖尔迪奇地区兴旺起来，就是伦敦时尚和艺术的转折点。千禧年后，搞艺术的那班人搬到肖尔迪奇，也带来最流行的时尚，而许多原本在红砖巷的印度外卖店之类的则离开了这个地区。现在去红砖巷的最高处，你看到的都是搞时尚的；低处还是有印度和孟加拉国的餐馆，可是再过十年，可能剩下的印度人也会被挤跑了。
我很喜欢肖尔迪奇潮流刚开始时候的样子，因为它真正地模仿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早期都市衰败的那种调调。在那个年代，我目睹了肖尔迪奇的复兴以及时尚人潮的涌入，可是这样的景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地方现在完全是一种“丧”的氛围，社群文化散发出一种“我们一起放弃吧”的感觉。可能对年轻人来说也还行吧，但是现在伦敦真正时尚的地方已经变成了金士兰路、斯托克纽因顿等。多尔斯顿区的另外一边也有新兴文化——要知道那里曾经被称为“谋杀大道” (20) 。新文化也走进了像斯特拉特福德这样的地方，以后甚至还会走到更落后、更远一些的地区，比如雷顿斯通。
时尚人群被推离市中心，到伦敦更落后的地区找寻新的东西——我现在也是这样。话又说回来，我认为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不满之冬”。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1979年，撒切尔上台后，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
(1) 葡萄适，英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饮料之一。
(2) 法拉费，中东一带的料理，鹰嘴豆泥和调味料混合而成，捏成小球，经过油炸之后，就可以食用。
(3) 罗伯特·亚当斯（1728—1792），18世纪晚期英国建筑设计领域的泰斗。
(4) 欧美男士经典的尖头内耳式平底粗皮鞋。
(5) 迈克尔·凯恩（1933— ），英国电影演员。
(6) 54俱乐部，在美国纽约20世纪70年代的传奇俱乐部，是美国俱乐部文化、夜生活文化的经典代表。
(7) 约翰·特拉沃尔塔（1954— ），美国电影演员，主演过《周末夜狂热》《低俗小说》等。
(8) 维维安·韦斯特伍德（1941— ），英国著名时尚设计师，创立了鲜明的朋克摇滚着装风格。
(9) “像个男孩”（ar&231;ons），日本著名时尚设计师川久保玲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服装品牌。
(10) 德赖斯·范诺顿（1958— ），安·迪穆拉米斯特（1959— ），均为比利时著名时尚设计师，均拥有各自同名品牌。
(11) 约翰·里奇蒙德（1960— ），英国时尚设计师。
(12) 海尔姆特·朗（1956— ），奥地利时尚设计师。
(13) 普拉达，意大利奢侈品牌，由玛丽奥·普拉达于1913年在意大利米兰创建。
(14) 杜嘉班纳，1985年创立于意大利米兰的时尚品牌，奢侈品领域中最主要的国际集团之一。
(15) 约瑟夫，英国轻奢服装品牌。
(16) 哈维·尼克斯，英国时尚品牌。
(17) 保罗·欧肯弗德（1963— ），丹尼·兰普林（1961— ），均为英国著名音乐制作人和唱片骑师。
(18) 文化俱乐部，英国摇滚音乐组合，于1981年建立，1986年解散。乔治男孩是组合里的主唱。
(19) 车库摇滚，摇滚乐的原始形式，从1963年到1967年流行于美国和加拿大。
(20) 克拉普顿路附近，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到千禧年期间发生了多起枪杀案，被称为“谋杀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