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维护安全（2/2）
奥比里： 我可没这么做过。假发好贵的，不能这么对它。
兰 加： 你知道那些新人律师被叫什么吗？“白假发”。因为他们戴的假发又新又白。
奥比里： 鲁波尔 (8) 就是这么叫他们的。
古普塔： 还有传统的装假发的铁罐呢，不是么？很多人都想要那个东西。我觉得，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律师事务所外面的铭牌上出现。你得到终身律师资格时，你的名字就可以在那个铭牌上显示。铭牌上会显示整个系统的层级，排在最上面的是王室律师，其他的就全是按字母顺序来的，但你要是能提早拿到王室律师资格，你的名字就可以一下子跳到最上面王室法律顾问那一排了。除此之外，名字写在假发罐上，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奥比里： 对啊，我也喜欢。
古普塔： 你有吗？一个那样的罐子好像要150英镑呢。我觉得把它当成饼干罐放在家里很酷。
奥比里： 有的人可随便了，就用纸板盒装假发。
古普塔： 我也没有把我的假发放进铁罐里啊，我只是把它晾在外面，以免它变形。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兰 加： 有这么个故事。一个诉讼律师，已经是个王室律师了。有一天他出门去，他的妻子就想，我不如帮他把假发洗一洗，弄得干干净净的，给他个惊喜。结果他回来看到那顶假发后说，我用了二十年才让它变成现在这样的！
古普塔： 事务所里有个男人，大家叫他“老状师”。他已经执业三四十年了，总之他的假发已经烂成碎碎了，整个是黄色的，都变形了。假发后面变得像老鼠的尾巴一样，一边完全撕烂了，就那样挂着。他没有担任王室律师，律师袍也破烂不堪。我有一次正好跟他打对台，他看起来特别厉害。我想，完蛋了。他穿着一身破烂的衣裳，而我穿着崭新的律师袍，戴着新假发……
奥比里： 哈，听起来好像都能闻到那股崭新的气息啊。
古普塔： 我看起来就像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吗，而法官也肯定不会听我说一句话。
兰 加： 这就是假发背后的一层含义。你戴上假发，就感觉自己确实像个律师了，你在提交辩护词时就有了一点自信。
古普塔： 是啊，只要戴上假发，穿上律师袍，你就像进入了演说家的角色。
兰 加： 还有一件事儿。今时今日，在郡法庭举行的那种行政听证会越来越多了，而他们会说，我们在电话上进行吧。于是他们就让英国电信公司设立一个三方通话系统，而来自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你的对手、法官和你这三方，就在电话上通话。你坐在桌前，可能只是穿着便服，可能只是刚刚走进房间，做了一点准备，马上就要跟电话那头的法官对话，这种对话其实是很正式的——穿着便服的感觉显然不太对头。
古普塔： 我记得我在短期实习时——那个时候就是累积工作经验嘛——有个白人跟我说过，如果我真的考到了律师执照，我的形象会对我往后的工作很有利。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戴着假发的样子很酷。”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我那时还没上大学呢，才刚刚考完中学高级水平考试。这个白人，也是一名刑事律师，还对法院书记员说：“你不觉得亚洲人和黑人戴着假发的样子很酷么？”“是的，确实。”我一直都记着他们说过的话。
奥比里： 就好像在《黑衣人》 (9) 里面，威尔·史密斯穿上别人的衣服，然后转过身说：“我跟你之间的不同，就是我能把这件衣服穿得好看。”
◇◆◇
奥比里： 我刚考到律师执照的时候，人们把伦敦按照各个区域可能会碰到的陪审团类型来分门别类。比如说，如果审判的案件中，触发点是种族挑衅，陪审团给被告判了无罪释放，而刚好这个陪审团又是来自东伦敦，他们就会说：是啊，是啊，东伦敦的陪审团嘛，肯定不会在种族挑衅引起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中给有色人种判刑的。如果是来自骑士桥的陪审团，他们就会说：黑人孩子——抢劫——肯定判有罪。我记得自己是这么想的：我可从来没有这样给伦敦划分界限啊。我无意中听到事务所里有人说，有个案件是由种族挑衅引起的扰乱公共秩序案，只用了半小时就判了无罪释放；其他人就说：那陪审团肯定是来自东伦敦的呗。
古普塔： 我今天去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上，有一个乌尔威治刑事法庭的法官被批评了两三次，说他在上诉法庭中对案件管理不当。事情是这样：这位法官不允许控方律师提起那些他认为陪审团会判被告无罪的案件。我事务所的同事其实有一系列的案子需要上诉，那些案件全都是由种族挑衅引起的扰乱公共秩序案，而法官说了，我不准备允许你们提起这些案件，因为我知道，乌尔威治的陪审团是不会给种族案件定罪的。
奥比里： 所以，你会怎么来划分伦敦？我是说，你比我更了解伦敦法庭。
古普塔： 斯奈尔斯布鲁克法庭是处理盗窃案和一些暴力案件的好地方，那里的陪审团会放过你的。但如果是娈童案，在那里打官司就必死无疑。如果是在内伦敦，也就是在大象与城堡附近，那里的陪审团不介意你的委托人沾染了点毒品、暴力，甚至跟帮派有关，绑架之类的，问题也不大。但你如果在黑衣修士 (10) ，他们的陪审团可是从肯辛顿和切尔西来的，对抢劫比较敏感，但对性犯罪比较松。比如约会强奸，他们会放过你的，懂不？再就是萨瑟克区，那里的陪审团主要是从金融城来的。所以如果是诈骗案，在那里就好打一点。但要是暴力和毒品案，在那里就逃不掉。性犯罪相关的，比如约会强奸，也有可能逃掉。然后再往南，就到了克罗伊登，在那里，跟毒品相关的案件是怎么打都打不赢的，因为你就在盖特威克机场的门廊上呢，他们一想到有人会把毒品带进这个国家，带到他们的街道上，就心生仇恨。艾尔沃斯也一样，那是西伦敦了——毒品相关的案子打不赢，但盗窃、欺诈、贷款诈骗之类的，应该是可以的。但有一种类型的案子在这些地方都很难打赢，那就是伪造身份证明，还有非法移民罪。因为这是在人家的家门口，他们都在希思罗或者盖特威克机场工作。哈罗，呃，哈罗的陪审团嘛……性、毒品相关的案子都能打赢，大部分案子都能。
兰 加： 哈罗的陪审团是好陪审团。对于辩护律师来说。
奥比里： 也是总体而言啦，总体而言。
古普塔： 因为他们是善解人意的一群人。
奥比里： 为啥？
兰 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更善解人意吧，但是要让你的委托人被判无罪释放，陪审团里要有比较强悍、自由主义的人才行；但我不认为哈罗是强悍且自由主义的代表。这个地方有很多亚洲人。
奥比里： 如果我是在为一个黑人或者亚洲人辩护，看到陪审团里有黑人或亚洲人，我就心安一点。
兰 加： 啊，我也是。
奥比里： 绝对是。实际上，我几乎试过在陪审团进来时紧紧看着他们，心想，我今天要为之辩护的是个黑人，我只要看到陪审团里有两个黑人，就觉得……有把握了。
兰 加： 是，我同意你说的。
奥比里： 他们可能是年轻的托利党 (11) 什么的。刚参加完托利党大会。
兰 加： 不过，现实是，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件事实，也取决于陪审团的文化程度。但有时候，有些案件很难跟上。你很有可能因为一个不太聪明的陪审团成员而输掉案子，因为他们听着听着觉得很无聊，就只听法官说的话，然后就按法官说的来定罪或者判无罪。有时候那些呈现出来的事实真的不足以给被告定罪。
奥比里： 谁知道呢，谁知道。
兰 加： 还有就是这些人——这又回到大卫说的问题上了——他们更不容易全心相信警察说的话，自动怀疑证词的真实性。
奥比里： 每个陪审团成员都会有偏见，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偏见。我也当过陪审团成员，我读《卫报》《观察家报》，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也就是我的偏见。这就是我带来的意见和态度，而且会有另外一个人站在我的反面。我们都有自己的偏见。不过，虽然陪审团的人都各有偏见，最终还是会有某种偏见更占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要为一个由种族挑衅引起的扰乱公共秩序案的被告人辩护，最好在东伦敦——当你的委托人叫喊着，你这他妈的……他被定罪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因为陪审团会觉得，哇，他是真的受到了挑衅和侮辱才这么做的。
古普塔： 我几乎每周六都有这么一场官司要打。
奥比里： 这是东伦敦嘛。这里的人都是白人，要么是工人阶级，再不然就是低层次的中产……
兰 加： 这种事可能在他们身边一直发生着。
奥比里： 陪审团的人认识这些人。他们跟这些人出去玩来着。
兰 加： 他们一起看足球呢。
奥比里： 他们心里肯定是有点什么的，或者说他们是来自这个地方的，这种案件刚好反映了东伦敦某些地方的一些紧张状况。所以他们会想，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公众场合讲种族歧视的话就给他定罪。天啦。我们都这么轻易地给人定罪吗？这都成了什么世界啦？但你如果面对另外一批陪审团，他们是有色人种，他们就会想，我的老天，这太过分了。这种情况不应该在伦敦出现。
◇◆◇
兰 加： 最糟糕的部分是，当陪审团出去讨论、你等着他们回来时，你听到广播说：请大家都回到法庭上。你不知道他们只是回来了呢，还是会接着问问题，或者说说别的事情。你只能乖乖回到法庭，然后听到法庭文员说，结果已经出来了。他们不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但结果有了。你只能坐在那儿等着。你情绪很糟糕，你感到很紧张，心跳加快，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就像在等考试成绩一样，心里不断想着，我会考最后一名，我会考最后一名，我会考最后一名……然后结果就公布了。你知道他们在走进法庭之前，要先在一个小房间集合，而到要宣判时，房门会打开，他们就走进法庭。有些人会交头接耳，你能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是他们在开玩笑和聊天。如果是这种情况，被告应该会被判无罪。决定要给被告定罪的陪审团一般都很安静，绝对的安静。他们会陆续走进来。几年前，有人告诉我，陪审团坐下时，如果看向被告席，那就代表他们不会给他定罪，而是要给他判无罪。因为如果你作为陪审团，要给一个人定罪，你就永远没办法跟他四目相对。你会一点都不想看他的眼睛。但是，其实我从他们是交头接耳、还是安安静静时就知道了。这周五我在法庭上，陪审团已经讨论了四天，才回来宣判。当时我坐在那里，我是辩护律师，本来应该不会因为陪审团而紧张，但毕竟等了整整四天啊。
奥比里： 是什么案子？
兰 加： 非常奇怪的案子，持械抢劫。我等了四五天后，真的有点累了，想赶紧得到一个结果，因为那是我的工作，然后……
奥比里： 你看到的是安静。
兰 加： 对的。陪审团成员集结在一起，然后法庭文员打开门让他们进来——他们一言不发。我那时候就知道了。他们鱼贯而入，然后坐下来，我看看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看被告。对的，我可以从他们的眼神再次确认结果了。
奥比里： 我现在好像已经到了这么个阶段，就是陪审团进来时，我很紧张，我没办法去留心看陪审团是不是在看我的委托人，我只是坐在那里。我看都不看他们。我只往下看。
兰 加： 我会看看法官。
奥比里： 我只看桌子。如果我看陪审团，然后看到他们没在看我的委托人，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只坐在那里往下看，然后听到陪审团主席说：“陪审团成员们，你们有一个达成一致的审判意见了吗？”“是的。”“陪审团成员们，审判结果是？”“1，2，3……”我这时候才会看他们。但最糟糕的是，现在已经有人告诉我，可以通过听他们是否交头接耳来判断结果。如果他不告诉我，我肯定怎么都想不到的。这真是糟糕。而且每次都对，每次都对，每次都对啊。
兰 加： 你需要一顶可以挂耳塞的假发。是啊，我能想象到陪审团进来时一言不发，辩护律师这时候就知道自己输掉了官司，他肯定要抓狂了——啊啊啊，我怎么听不到你说话！听不到你说话！
副警长与伦敦二级警署
查尔斯·亨蒂
从大概1018年开始，这里就有一座监狱——甚至再早一点可能就有了，因为楼下有一堵罗马时代的墙。我们在这里有一阵子了。总体来说，我们处理的是一级罪案，包括凶杀案和恐怖袭击案——主要是这两类案件。去年我们做过一个记录。我们这里有七个高等法院的法官，所以常驻法官不得不巡回审判。这说明我们这里处理的案件都很重大。我们一般不处理小案子。你肯定不能指望在中央刑事法院这种地方处理入店行窃之类的小案子。
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个军人，是最年轻的陆军少校。20世纪80年代，他在北爱尔兰服役，也参与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在被派遣伊拉克的两天半以前，他结了婚。他的办公室相当整洁，被窗帘掩着的窗户正对外面的院子，他坐在离窗帘很近的椅子上。他讲起中央刑事法院的武装安保系统时，提及了站在窗户外面的武装警卫；他拉开窗帘却没看见他们，脸上闪过一丝担忧。我们走进警卫室，里面的滚动屏幕即时更新着每个法庭发生的事。警卫室里还有一块白板，列明今日审理的所有案件，上面还用小小的剑形标志标出高级法官们的位置。白板上还列出了罪案类型——谋杀，谋杀，会计犯罪，恐怖袭击，谋杀——后面附有人名。回到办公室，他又拉开窗帘看了看，这时窗外的警卫已经到位，他们看起来大大方方、有气势、全副武装。
我的工作是让这个地方正常运转，保证每个人通力合作。中央刑事法院可是块亮招牌啊。外人走进来，在前门看到一个保安，不会把他和别人区分开来，也不会想他究竟是为我服务，还是为法院服务，他只会想，这就是中央刑事法院的样子。我这里有电气工人，有锅炉房，有清洁工，也有保安。保安总共有64个。不言而喻，保安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里经常有一些很不好的人进来。我们在外面封过路，每天都有直升机在天上盘旋。我们每天要搜查牢房，夜里也要搜查，因为目前来说，我们这里关押的是全国上下危险系数最高的犯罪嫌疑人。我不准备告诉你这些犯罪嫌疑人是谁，但他们的危险性毋庸置疑。每天，这里大概有2,500人来来去去，这还是不向公众开放的日子呢。所以说，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你可以把我的角色理解成训导主任。我们要让法庭保持良好运转。我们不想浪费时间，所以每天很早就开始工作。清晨六点，我们就开始了，首先是排查每个法庭是否有故障，因为要是开庭时有灯泡一闪一闪，那就很尴尬了。我们这里有金融城的警队，他们的存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得提一下，我的队伍是全国第一支被授予高等法院安保员资格的队伍。实际上，今明两天，他们正要练习锁臂勾腿等可以限制人活动的摔跤动作。他们必须具备这些技能，因为被押到这里的好些人，可一点都不希望进来。
我们会对每个案件做一个安全评估。如果需要武装保护，我们会立即部署武装警察。是否部署由高级主审法官和警方决定，且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以严格的指导方针来部署。这些部署下来的武装警察不一定出现在法庭上，通常坐在外头的一辆车上。这是这里的现实情况。去年，我们首次在法庭周围公然部署武装警察。一般来说，武器要用袋子装好，不能直接露出。目前，我们有一个佩泰瑟枪 (12) 的警官在法庭里。他们不必使用致命武器，但法庭里危险系数很高，警官完全可以在使用任何其他东西之前先使用泰瑟枪。指导方针确实很严格。
在每个案件中，被告都会从关押他们的牢房出来，从同一个入口进入法庭。这就有风险，因为所有被告都通过一个入口，然后根据他们的犯罪分类，进入相应的牢房区，他们会在那里被再搜查一次。如果他们随身携带任何物品，这些物品会被打包、记录，然后他们会被关进离法庭最近的拘留室。我们有三层牢房，共74间。还有一栋a类副楼——a类代表安全级别最高。我不能说得太详细，只能这么说吧，你把不锈钢板切开，才能把一部手机弄进来——简直像是用来关汉尼拔的牢房。我们现在有近20间a类牢房，挺多的了。这里也关押了一些脆弱的犯人，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有很多是青少年。去年，一个男孩被判谋杀罪，他犯罪的时候才10岁，后来这个案子被推翻为过失杀人罪。还有几个14岁的孩子，他们犯下了残暴的罪行，谋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们不一定会说现在的谋杀案越来越多，但我认为，谋杀犯的年龄层在降低，这是很可怕的一点。
◇◆◇
说实话，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不住在伦敦。它已经不是我在其中长大的那个伦敦，我比以前警觉多了。但这也有可能是我变老的迹象。我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伦敦了。还有，在这座城市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我们被照顾得太好，人们都很专业。我们看到青少年犯罪的数量在明显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很快，这让我很担忧。人们好像只要有一点不满，就会向别人捅一刀。现在刚好有个人正在受审，他就因为别人在上公交车时看了他一眼，就拔出刀来把那人杀了。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面。看到一些青少年的那种“我不在乎”“那又怎么样呢？我牢都坐了”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不住在伦敦的决定，是对的。
抗议者
芭芭拉·塔克
她徘徊在国会大厦对面的国会广场的人行道上，抽着烟卷，戴一顶浅粉色的针织帽，帽子总是往下滑。旁边，一块皱巴巴的帆布盖着睡袋。
我老说，这里的每一栋大厦都应该被真相覆盖。应该到处都是真相，不是吗？那他们很快就会停下来，不是吗？因为我留意到，这些人一点也不介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他们毫无羞耻心。他们所做的事情真的很可耻。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一定要把真相说出来。这里非常有活力，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经过这里，我们要在这里发声，让人们了解尽可能多的事实。我们不仅是为了向人们传达信息，还是为了告诉他们，是的，你可以质疑你的政府。是的，你可以说“不”。
只要我们还在这里，那些正在受苦和死去的人就不会被遗忘。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你或你的家人身上，你肯定希望有人为你发声，不是吗？
下面的地铁穿行而过，国会广场的地面随之震动。春天，我看到新栽的三色堇的叶子颤动。另一群抗议者在广场上种植了莴苣和胡萝卜等作物。他们在和平营里建了一间厨房，里面有饮用水，还有一张桌子，桌上放了几颗被涂鸦过的石头，石头底下压着一本关于加沙 (13) 的小册子。塔克远离营地，在人行道上走着自己的抗议之路。现在，几个月过去了，那些帐篷撤掉了，新立起来的是一些金属栅栏。穿着反光背心的警察在人行道上排着长队，盯着塔克。
我对人们说，“欢迎来到威斯敏斯特村。我们唯一做得好的一件事，就是从别人的痛苦中大捞一笔。”我在过去五年内被拘捕过39次。我学到了什么呢，如果你没法在公共场合坚持你的立场，没法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说出真相，你就不配做你正在做的事。政府里的那些人，总是躲来躲去，藏东藏西，躲在他们的大门背后，躲在武器背后，躲在电视演播室里，躲在腐败的法庭里。
有时候，他们很晚才从国会大厦里出来，我就拿着大喇叭站在那里对他们说：在你余生的可悲时光里，你会不断地往回看，不断地、惴惴不安地检查你的假日行程，因为不管是10年、20年还是30年之后，你知道，人们会想办法抓住你，将你绳之以法。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杀了你，而是说我们会让你受到公义的制裁，并且改变制度，从而使这种可能性得以发生，真正保护人们的生命。这是我给他们讲的睡前小故事。希望他们带着担忧和惊恐入睡吧。
通常在周二或者周一晚上，议员们喜欢在十点半排成一队往外走，互相吹捧。他们会立刻离开。一天晚上，交通大臣还是谁吧，居然够胆摇下车窗对我说“滚你妈的”，然后看着警察，希望警察把我弄走；警察什么都没做，只是看着他，然后对他说：“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走吧。”这就是我们的政府人员啊。
我有“拘捕战犯”“停止杀害儿童”等横幅。他们有又大又厉害的机关枪。保护什么呢？它只是唤醒了人们。当我把横幅挂在唐宁街首相府外，那才有趣呢，因为那里的人流非常大，所以很容易找到跟你说话的人。游客们尤其喜欢看我们抗议，他们能拍到首相府门口挂着“这才是真相”横幅的照片。他们会想，这些大块头的家伙是在保护什么呢？在唐宁街周围，那些大块头最终对抗议者采取了零容忍态度。
我们真的是在野兽的肚子里。我们被包围了。我拿着扩音器，对路过的人说，只要英国还想去侵占别的国家，我们就会一直侵占威斯敏斯特村。我们会占领你的头脑，占领你的时间，占领你的金钱，以此提醒在威斯敏斯特工作的成千上万的人，你们所做的一切，是在帮助这个导致无辜平民受苦的政府撒谎。而且，当这些所谓的合法战争中，90％的伤亡对象都是无辜平民时，这就不是“战争”了，而是权力的杠杆，不管你怎么称呼它。这些人是你需要唤醒的，是你需要给他们施加压力的。
他们给我判处了社区令 (14) ，噢，糟糕。限令的内容是，一年内我不得在未经伦敦警察厅厅长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抗议活动。那么，在我们社区里，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位被“判刑”了的“罪犯”是谁。于是，我把这张社区令贴在所有路灯柱上，告诉大家，我就是那个可怕的“罪犯”。他们忙着把我贴上去的社区令撕下来，我就对他们说，先生们，打扰一下，你们在干吗呢？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把我关押起来，但他们临阵退缩了，因为把和平抗议定为犯罪的做法违反人权法。但他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几年来，情况越来越糟。
你可以逮捕我们，可以把我们关押起来。你也可以伤害我的身体，但你永远没办法战胜我的灵魂。你可以杀了我，但我的精神会活下去。因为我对人类的精神有信念，我在这条路上也有同伴。你没有办法扼杀人类的精神。可以说，这个国家对人类的精神感到困惑。
◇◆◇
他们把这条路当作护城河，保护着他们不被我们伤害。
你总要先想办法把他们唤醒，才能让他们理解你，不是吗？这就是唤醒的部分，我在想办法跟他们的人性连接。我想让他们看着我的脸，我要他们面对我。
议员们对我的扩音器很不满。我有一个功率25瓦的扩音器，用了三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毕竟麻烦还是有的——我被逮捕过好几次嘛。虽然他们从来没起诉我。这个25瓦的小扩音器是我在埃奇韦尔路用49英镑买的。他们那儿的好货挺多。
她回过头，看着广场周围的金属围栏。
如果可能，我会把那些雕像搬走。我觉得，把整个国会广场变成绿地，周围放些椅子，应该会很不错。再栽点树就更好了，不是吗？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在这里为人们设置适当的十字路口，让他们不再对有人过马路，有人跨过“护城河”感到恐惧，让他们发现，我们其实是一群正常人。
我们如果希望有一个正常的世界，就要把人们聚集、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想要塑造的一种景象是，“这里的人都是疯子”，在他们的眼中，这就是游戏的玩法，不是吗？“那些抗议者都是疯子。”所以他们故意把这条路弄得难走，这样人们就过不来，不会发现这边的人其实很有趣，也不会知道这边的人在做什么。我希望看到这个国会广场变成人民的广场，向所有人开放。如果人们都没有办法接近它，设立这么一个广场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人民的广场，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
这里是抗议的绝佳场所，这里的抗议最有力量，因为政府认为这里是他们自己的地盘，所以不希望有任何外人来这里，这里一直奉行“零容忍”政策。我有一个朋友在唐宁街外被捕，就因为他抬出了乔治·奥威尔的名言：“在一个欺骗的时代，说真话是一种革命行为。”于是被抓了。你能想象吗，一个人居然因为在唐宁街外举了写着乔治·奥威尔名言的标语就被定罪了！在法庭上，被告需要宣誓，法官问他，你要以什么宣誓？他说，我以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宣誓。法官说：“你让法庭名誉扫地！”他回答说：“让法庭名誉扫地的人不是我，是你！”
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在威斯敏斯特村碰见的下一个人是谁。很多人都会在这里出现。过去，伦敦警察厅旁边有一家小咖啡馆，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在那里碰见过戈德史密斯勋爵 (15) 。他就是为在伊拉克使用武力提供法律依据的人。那次他也看到了我。
他那会儿正跟一个人说话，准备离开；接着他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他。我对自己说：接下来的几分钟非常重要。我向他走过去。我知道自己要非常、非常地冷静；但我同时也像一位饱含着极度愤怒和反感的母亲。我看着他的眼睛，说：“总有一天，你会因战争罪受到审判。”
他的脸色突然就变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他知道。他身边都是些唯命是听的人，所以他需要听到护城河对岸的人说话。不然他什么时候才能听到这样的话呢？听到这句话后，他马上离开，溜进他的车里。
这些人就在威斯敏斯特的街上走着。只有跟他们面对面，你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想看看他真实的样子。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一个受惊的、恐惧的男人。一个知道自己做错事情的男人。在这个地方，这种事情不常见。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可以在这附近躲藏、逃避，但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1) 损害控制，指采取措施将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
(2) 科杰克，美国探案连续剧《侦探科杰克》中的主人公。
(3) 纠察，在英国指非专业警察，但受过训练，能协助警察维持治安，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
(4) 富乐客，英国体育用品零售商。
(5) 爱顾商城，英国百货零售连锁店。
(6) 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伦敦最古老的裁缝店。
(7) 善赞里，伦敦一条单行街道，聚集了很多高级法院大法官和律师事务所。
(8) 鲁波尔，英国国家广播电台法庭剧《法庭上的鲁波尔》中的主人公。
(9) 《黑衣人》，美国科幻喜剧电影，威尔·史密斯在其中扮演对付外星人的黑衣人特警。
(10) 黑衣修士，英国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地区，位于伦敦市西南角，地名取自于身穿黑衣的道明会修士，并于1317年首次使用。现在这里有黑衣修士地铁站、黑衣修士桥、黑衣修士铁路桥等以其冠名的设施。
(11) 托利党，1679年成立，1833年改称保守党，是英国两大主要执政党之一，另一个是英国工党。
(12) 一种电休克枪，非致死性武器。
(13) 加沙，巴勒斯坦国加沙地区最大城市。
(14) 英国法庭的社区令是一项集惩罚和教育于一体的处罚。
(15) 戈德史密斯勋爵，指彼得·戈德史密斯（1950— ），皇家律师，曾任英国总检察长，参与了伊拉克战争前讨论战争合法性的内阁会议。